人问谁对以名

人问谁对以名

吾与我不分明

敲门的时候，如果屋里的人问“是谁”，则要明明白白地报上名字，不能说“我来了”、“是我”，不然的话，“我”到底是谁，人家也不知道。

我这边有个老和尚，他以前进屋时根本不敲门。有一次他突然就冒出来了，吓了我一跳，我说：“你连敲门都不懂啊？进来时起码也要敲两下嘛。”后来他就先敲门，但声音很大。我问：“谁呀？”“是我！”“你是谁呀？”“我是智在师！”“你是智在师有什么了不起？”（众笑）不过，这样把名字说出来比较好，否则，别人把你当强盗也不一定。

我看过一个鹦鹉学舌的故事：有个老人养了一只鹦鹉，每天都挂在门口。他家里经常来人，每次一敲门，老人就问：“谁呀？”这样日子久了，鹦鹉也学会了这句话。

有一天，老人有事出去了，只有鹦鹉在家。老人出门没多久，就来了一个人敲门。那人听到门里问：“谁呀？”他就回答：“你好，我是收电费的。”可是他等了很长时间，也没人开门，就又敲了敲门。这时，门里又传出一个声音：“谁呀？”他又说：“你好，我是收电费的。”可还是没人开门。这时候那人急了，又继续敲，但门里只有回答，却仍不开门。那人很不服气，就一直敲……这样一天过去了。到晚上，老人回来了，刚走到门口，发现一个人瘫坐在那里，老人忙问：“谁呀？”只听门里发出一个声音：“收电费的！”

其实以上所讲的行为，虽然看似微不足道，但确实很重要。包括打电话时，你问：“是谁啊？”对方恶狠狠地回一句：“我就是我，你不知道吗！”这样很不文明。所以，从小小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涵养，这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

儒家文化概括而言，不离一个“仁”字。那么，何为仁呢？诚如孔子对颜回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四者又可以总结为：克己复礼。“克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复礼”是归于礼节，这是儒家最高的道德原则。然而在六七十年代，它却沦为了批斗对象，我在读中学、小学时，“克己复礼”这四个字，被当作了封建社会的落后思想，老师们天天都批判它。在当时，人与人之间的礼节，被视为封建统治阶级束缚人们的枷锁，所以在提倡“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大趋势下，古代传统文化遭受到了灭顶之灾。（有人说“批周公”是间接打倒周恩来，但政治上的事情，我们也说不清楚。）

前段时间，我看了一本杂志，叫《中国一百年》，看完之后，的确感到短短几十年变化特别大。里面讲了在“文革”期间，红卫兵批斗一位黑龙江的省委书记，给他戴了一个特别长的鬼脸，让下面许多人辱骂他……那时候的人们，思想非常极端、疯狂，他们推翻一切有价值的文化，妄图建立起新的学说。可这所谓的新学说，对人心没有任何实在意义。

现在，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的许多教授、学者，也一致认为：“文革”思潮是一种错误。的确，人一旦失去了礼，要想有所进步非常困难。对于那个时期的种种，不管别人说什么，包含什么样的色彩，我们都应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用自己的智慧进行观察：它对民族、对人类，真正有利益的到底是什么？

佛教中讲究闻、思、修，即先要广闻博学，再仔细思维，最后实地修持。这样的次第，其实在《礼记·中庸》中也有相应的阐述，如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其中，“博学之”，就是要广泛学习诸多论典；“审问之”，指不懂的地方要详细询问，以断除疑惑；“慎思之”，是对这个道理反复思维；“明辨之”，要明确地分辨孰真孰假、孰取孰舍；“笃行之”，是指踏踏实实地行持。这是治学的五个步骤。

我们作为后学者，也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对“人需不需要礼节”、“哪些是该行持的”等问题，答案应该是明确的：不管从佛教还是世间的角度来讲，“礼”对每一个人都不可缺少。所以，大家应从自己的家庭开始，尤其是从孩童开始，要让他们懂得礼，否则，人就会跟旁生没有差别。

我有时跟有些居士的孩子接触时发现，在父母和老师的教育下，有些孩子不仅吃素、放生、明白佛教的许多甚深道理，而且为人处世的基本道理也懂，这种现象非常可取。在藏地，佛教的智慧融入千家万户，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这种与骨肉相连的信仰，即便是“文革”的阴霾也没有将它破坏，如此全民信教的习俗，在世界上非常罕见。而在汉地，佛教虽未进入家家户户，但儒家文化自古以来就在汉人的血脉中流淌，假如让它枯竭无余，这是相当可惜的！

我们人生很短暂，能不能令这一传统文化再次得以弘扬，这是很难说的。但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不能只考虑自己，而应该想到：假如人们失去了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