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萨迦派对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及中华文明的贡献

四、萨迦派对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及中华文明的贡献

7世纪初，佛教传入藏区，与当地本教不断地交流、激荡、融合而形成了极富特色的藏传佛教，并逐渐成为藏族文明的主要载体，主导了藏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这里，寺庙不仅是精神信仰的宗教场所，也是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医学的中心。作为藏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的佛教文化，对藏民族的精神文化和物质生产等各方面产生了全方位的支配和影响。然而，在雪山围绕的雪域藏地，虽有许多大小的宗派，但他们大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至尊萨迦派的体系所出，且全都对该派恭敬。

首先，在旧译宁玛派方面，萨迦派本来就是旧密宁玛派最早的继承者。从西藏最初的7位出家人之一、昆族的祖先昆·鲁益旺波泽真（龙王持寿）亲自依止莲花生大师修学开始，昆氏子孙就数代修持莲花生大师传承的旧译密咒法要，且都亲见了本尊，获得了共同和最胜成就。现在，萨迦昆氏家族仍保有《金刚橛》等一些旧密派的教法传承。另一方面，整理、编辑、讲习旧译密典，开启了旧译宁玛派经教传承源头的索·益西旺修、宿·释迦久里、努·桑杰益西等三位祖师及其久远的家族世代，以及开启了宁玛派伏藏教法的大伏藏师古汝曲极旺修等众多宁玛派祖师，都曾在萨迦门下学法。

噶当派的甲域瓦、多冈瓦、朗卡崩、钦·朗卡札、穹敦热比绕支等大师，都从法王萨班和八思巴那里领取过教诫的甘露。西藏能仁的后补——大鄂译师的继承人、学问的自在主秀巴钦波（大占卜者）和年增巴·曲极僧格（法狮）等人，也从萨钦的亲传弟子久阿森受学了深义的成熟解脱。

噶举派和萨迦派的渊源同样深远。被视作众噶举派源头的帕莫竹巴，依止萨钦十二年，著了道果的正文解释。后又依止至尊扎巴受取语教之甘露，开放出觉受证悟的莲花。塔波仁波切令其发挥效力，创建帕竹噶举派，故成为继承其传承的著名弟子。后来，帕竹一系又分出直工、达隆、绰普、竹巴等噶举八派。其他如冈仓噶举（噶玛噶举）的创始人噶玛巴·都松钦巴（知三世）曾从萨钦的亲传弟子贝嘎洛、康巴阿森、辛多僧等师受学道果等密法；香巴噶举的大成就者莫觉巴，曾依止康巴阿森受学，而凝登·白比朗觉（隐瑜伽）则长久依止至尊扎巴的莲足，领取道果等深义；全知布敦仁波切受学了萨迦派所传的大部分密咒和性相乘的教法，着重于讲授辩论和著述，至尊扎巴以智慧身将其摄授。其所创的夏鲁派或布敦派，一般皆认为是萨迦派的一支。

在觉囊派，全知曲古威色（法身光明）是萨班语教所出的弟子，且多布巴·喜绕江称（智慧幢）也是初奉萨迦，在萨迦寺学习了性相方面的知识。据说在他晚年，被萨迦班智达所加持，而从心中生起了中观应成派之见地。总之，自多布巴开始，因他及其后的大师们大量著书阐扬中观它空见，原属萨迦派的觉囊派才从萨迦派中独立为一个新的教派，但至今仍被部分大师视为萨迦的支系。

珀东学派从香登译师多杰江称（金刚幢）开始，到珀东·乔勒朗加（诸方遍胜）之间，所出现的该派诸师都属于萨迦派的善知识，而乔勒朗加在传记中也承认宗奉萨迦派。著名《佛子行》的作者、加色拖美（佛子无著）派，也从法王喇嘛当巴（殊胜上师）等受学了萨迦派难以思议的教诫。

在当今如同日月的格鲁派也是由萨迦派所出。格鲁派的祖师宗喀巴及杰擦、克珠杰等均是萨迦派大师仁达瓦·循努洛追（童智）的弟子，且长时依止他及其它萨迦派大师广学显密教法。故诚如格鲁派的一位大师所说：“如没有萨迦派，也就不会有格鲁派。”

另外，萨班在《显明能仁密意》、《三律议论说》等著作中，对当时藏区流行的大手印的弊端、以及它与唐朝曾在西藏得到过广弘的汉地禅师所传的“唯一白法”的关系的论述，对布敦、宗喀巴等大师影响较深，以至于在他们的《布敦佛教史》、《菩提道次第广论》等重要著作中，也都源用萨班的观点。后来，萨迦派的郭让巴和释迦却丹等大师又在《见地详辩》、《消除邪见》等书中，将藏地流行的中观见划分为以觉囊派为代表的常见中观派、以格鲁派为代表的断见中观派和以萨迦派为代表的离边中观派等论述。虽然这些观点存在矫枉过正、或以点带面的过失，也招致布敦大师、珀东班禅以及克珠杰等格鲁派学者的反击，但其中仍有许多真知灼见，发人深省，而且对繁荣教派学术文化和哲学思辩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萨迦派不仅对藏传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对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缔造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3世纪，成吉思汗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强大的蒙古汗国。在挥师南下西藏时，因发现西藏地方势力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单靠武力难以控制，只能选用当地佛教领袖协助统治，故去函礼请了当时西藏最有学问、最有声望的萨迦派祖师萨班。深明大义的萨班为了整个西藏人民的幸福和安乐，带着侄儿八思巴等人来到凉州，与蒙古当局谈妥了西藏归顺蒙古的条件。之后便向西藏写了一封公开信，分析当时的社会形势和西藏各部派的发展前景，要求各政权势力归顺蒙古。最终，西藏各教派接受了这些条件，同意归顺。1253年，忽必烈率军进驻西藏，从此，西藏结束了吐蕃王朝灭亡后长达四百多年的分裂割据，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萨班赴凉州和谈，不仅为西藏归入中国版图这一历史进程迈出了重要一步，而且为中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佛教文化——藏传佛教萨迦派，这是藏传佛教传入汉地之始！不仅如此，萨班还使萨迦教法在整个元代兴旺发展，对各民族的团结和文化的交流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后，其侄儿八思巴继任萨迦派的法座，完成了萨班未竞的事业。

藏文“八思巴”即圣者、神童之意。法王八思巴具有深刻的思想、虔诚的宗教精神、精明的政治才能和渊博的学识，连忽必烈也为之折服，于是抛弃了以前信奉的萨满教，率其王妃及子女皈依八思巴，接受灌顶，受学佛教显密教义，并一直将八思巴留在身边，为其建立和统治大元帝国提供政治、军事、民族、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后来，忽必烈继大汗位，即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又因八思巴为新创蒙古文字有功，而进封为“帝师”。又设宣政院，任命国师八思巴总领宣政院事，掌管整个大元帝国的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行政事务，由此开创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历史。

八思巴以其博大的胸怀，高瞻远瞩的韬略，在成功地使落后的奴隶制游牧部落的蒙古族统治集团接受了更为先进和理性的佛教之后，充分利用佛教这一精神纽带，加强了各民族的团结。在他的倡导下，忽必烈对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各宗各派，乃至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都加以提倡和保护。通过这些措施，维护了蒙古人所建立的这个民族成分复杂、宗教信仰各异的横跨欧亚的大元帝国的稳定，使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进一步趋向统一和发展，促进了国内各民族间的联系和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因八思巴对大元帝国和整个中华民族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在他去世时，元帝忽必烈颁发敕令，赐给这位在政治、军事、宗教、民族、文化等各方面为他指示道路的导师：“皇天之下，万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善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这一崇高的尊号，并诏令帝国各地修建帝师殿，供奉八思巴塑像。享有的盛誉只有孔子能与之相比。

因而在元代，藏传佛教在汉地盛极一时，一直传播到江南乃至广东等地，并形成了显密并重、汉藏佛教融合的趋势。当时，成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史乃至中国佛教史和文化史上一大壮举的，即是集中了汉、藏、印、西域等地以显密教为主的各方力量，使用汉、梵、藏、畏兀尔等四种语言的佛教典籍，来从事汉藏大藏经的对勘，编订出《至元法宝勘同目录》。同时，以萨迦派大师为首，团结了藏、蒙、汉、回鹘等民族的一批僧人，在西藏将藏文《大藏经》译成蒙文，并在后藏刻成印板。

此时，由于萨迦派掌管了西藏地方政权，吐蕃长期四分五裂、内战不休的局面得以结束，西藏出现了暂时的统一。因此，西藏社会相对稳定，畜牧业、农业、贸易等都得到了发展，对发展藏族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藏族文化也得到了重大发展，即如《西藏简明通史》所载：

在萨迦派掌管西藏地方政权时期，许多藏族学者开始学习经典和学问，尤其是萨班本人，翻译和介绍了许多过去未曾翻译或介绍过的学问，他著述了《入声明释》、《智者入门》、《声律学·花束》等著作，开创了收徒讲课式的传授十明知识和习学经典的学风。萨班所著的辩别是非和善恶的《萨迦格言》一书，是藏族历史上最早的格言诗。

在八思巴的激励之下，他的弟子雄顿·多吉坚赞以《智者入门》为蓝本，将《诗镜》一书完整地译成藏文，开创了讲授诗歌典籍的传统。此间，《如意藤》、《龙庆喜之歌舞》和《观世音菩萨之百赞》等许多文化、学问方面的书籍被译出；大藏经手抄本也被广泛收集，并修建藏经阁以存放，堆砌的经书与外墙一样高。总之，在萨迦派统治西藏时期，藏族的五大传统学问（大五明）更加发展，小五明的学问也大多是在此时期形成或发展的；世间法规的建立和藏民族的文学艺术方面，也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兴盛。

至近代，萨迦派的高僧绛央钦则旺波，经过广泛的世出世间知识文化的学习，在实修实证的基础上，团结了一批各个教派的大师，一起发动了一场打破宗教教派偏执的运动，将一切世间知识文化和显密经续新旧密乘，全部融会贯通，而创立了能满足各种信解和根器的一切求道者的所需、无有偏私圆融无碍的圆教，使佛教的教义和修持以及印度古典传统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复兴，并在当代，对世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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