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印度岁月

第六章──印度岁月

在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初，我到达位于印度边境的甘托克镇（Gangtok，当时属锡金王国领土）。这个地方与西藏的民风及气候差不远，其居民中有不少也是藏族。我在一个尼泊尔人家中住了近一个月。这个人年约四十五岁，从很年青时他便修持宁玛派的法门。他对我很友善，常以很好的食物提供给我。在这个月中，由于可自由地穿上僧袍和修行，我感到两年来未感受过的轻松自在。

在一九六一年藏历年初四，我启程往印度孟加拉西部的噶伦堡(Kalimpong)，车程要一整天。噶伦堡邻近以产茶著名之大吉岭(Darjeeling)，位于喜玛拉雅山脚。这里虽属印度领土，但自古已多藏族聚居，这年代又有更多来自西藏的人涌至，所以在这的生活便与西藏一样。我在噶伦堡有父系的亲戚，在到达后我便暂住在他们的房子中。

在噶伦堡的日子中，因为我长相像汉人（我也的确有汉人血统），又常常面露欢容，与绝大部份在一九五九年因政治理由而出走之藏民的愁容产生了对比，以致有些人总暗中怀疑我是中共派往的间谍人物，这使我在欢喜中也有少许感到委屈。在此时期，我一度兴起报名入读英式学院的念头。在参见一位以与护法有密切宿缘著称的法师时，他却表示护法命我甚么俗事也不要再顾，反而应往深山中禅修终老。我在梦中亦见到护法示现，说的也是相同的话。这个命令其实暗合我向往的心愿，于是我便下了决心预备往喜玛拉雅山中闭终生的关。没多久后，我在色拉寺时的学兄堪萨仁宝哲（其实他在后来被委任为印度色拉寺方丈而退任后，方被尊称为‘堪萨仁宝哲’。但为了行文方便，这里便以此贯彻称呼。‘堪萨’的意思是‘退任方丈’。这位堪萨仁宝哲因后来身份而被以此名号尊称，与在我童年时为我授沙弥戒的师父退任甘丹寺蒋孜院方丈，并非同一人），也从西藏来到了噶伦堡。他的剃度法名是‘阿旺提秋’(NgawangThekchok)，原身份是普通僧人，其生地是嘉绒地区距大藏寺不远的地方，但却非原大藏寺僧人。在色拉寺时，他是比我高班的嘉绒僧堂同学。堪萨仁宝哲不赞成我入山终老。他对我说：‘入山专修固然是住持正法的好修持。但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年青僧人必须自觉地在西藏以外肩负延续佛法的担子。现在拉萨色拉寺的僧伽教育被禁止了，我们必须把三大寺的教育制度在西藏以外重新建立。正法是否能持续下去，就要看我们了！’。仁宝哲的志愿并不符合我的私愿，但我却点头了。我的同意一半基于学弟必须服从僧腊较长的师兄之传统，另一半则因为仁宝哲所说的话的确合理。

在此同时，堪萨仁宝哲向当地藏人解释了我的背景（我对政治从不参与，既非中国间谍，也并非因反共而出走。我赴印度只为了求学，别无其他原因），这马上便消除了噶伦堡的藏人对我身份的存疑。

在结束了在噶伦堡为期一年的逗留后，我与堪萨仁宝哲坐了一晚火车，来到了印度毕莎(Buxa)。

毕莎是一个热带气候的地方，地处印度及不丹王国交界。这里的气候对西藏人来说很不习惯，以致有不少人病死营中。印度政府安置我们这些自一九五九年起走到印度的西藏人，暂时住在荒废了的牢狱建筑物中（这些营房是殖民地时代由英国人所建的，圣雄甘地及尼鲁总统也曾被英帝国政府在此处囚禁。囚禁甘地的建筑物此时用作西藏尼众临时居住点；曾囚禁尼鲁的牢房则变成了僧人临时居所）。在这里，此时已有大批西藏人居住，包括各派中的老少僧尼，单单来自西藏三大寺的学僧便有一千二百个之多，其中有一些是我的色拉寺同班级学僧。我的同学大部份早在一九五九年出走，此后便在印度期间继续学业，此时已读完我尚未修毕而因政治变化被迫中断的般若部课程，同班级中的中观部课程也已开始了。

这时候，我心念身在西藏以外，原来的依止师及教授师都不在身边，便对堪萨学兄供上了哈达及五个印度卢比，顶礼三拜，求他成为我的依止师及教授师。堪萨仁宝哲欣然答允兼当我的两种师父的责任，高兴地收起了我的五卢比小供养。此后至今的年间，仁宝哲便一直照顾我，师徒关系很亲。我当年所供的五卢比，仁宝哲至今仍收藏着留为纪念。仁宝哲嘱我重回原来色拉寺的班组，直接追学现在已进行至中观班第一年级的课程。原来的同班学僧，当然很高兴又再见到我。

毕莎的营房虽然也是囚狱的间格，但在其中居住的感受当然又与我身囚西藏狱中时大为不同。在这里，不但重遇老同学及相熟的长老们，而且眼见僧人学风很盛，与色拉寺并无分别，我庆幸佛法在西藏境外总算也延续了下来。我随身由西藏带来的简单行李中，最沉重的是一部宗喀巴祖师著作《菩提道次第广论》。这部论涵摄了一切三藏法要在内，是我派最重要的论典之一。一般人在逃走时都只会带世俗上的贵重财物随身，我带的这部论成为了毕莎营中唯一的一本《菩提道次第广论》。由于我甘冒生命危险而带出这部钜论，营中的一些长老对我这位年青学僧甚为嘉许。营中的长老僧人在此时期中很是辛苦，天天聚在一起凭记忆把三藏经论尽力背出，由其他僧人抄写记录，以防日后佛法失传。因为热带天气及心力交瘁，有许多年老僧人在营中为这种工作献身而病死。

在加入中观一年级课程后四个月，我也因不适应印度生活及天气而患上了肺痨病。在病发后，我在半年间晚晚失眠，因失去胃口而不能进食，身体不断流汗，后来进入了弥留的状态。营中的僧人这时对我的存活已不存希望了，甚至有好心人在我的房外备妥木柴，随时预备办我的后事。堪萨仁宝哲因为曾力劝我参加毕莎的佛学课程而不顾护法的忠告，此时变得很担心，他认为自己必须对我的病重负上责任。有一天，我再次梦到护法向我显现。衪对我说：‘你赶快进医院，便绝对死不了！’。当时营中有不少僧人也患肺痨，国际上的救援慈善组织为我们安排了二十五个疗养院名额。二十五位病僧中的其中一位临时决定不前往疗病，我刚巧便补上了他的位置。

在二十五位病僧中，我的情况是最严重的。当时我无力走动，其他僧人把我抬到了公车站，一行二十五人坐公车到火车站，又再上车前往位于孟卖的疗养院。

孟卖距离毕莎很远，火车程要四天三夜才能到达。在火车上，我的身体弱至连颈项也承受不了头部重量，众僧便只好把我的头以绳子绑吊在车厢上方的行李架上。在一路上，我呼气重而入气少，身体感到很热，后来更陷入弥留状态。在半昏迷中，我心中一直在诵念祖师的名号。在差不多捱抵终站时，我吐出了很多血和黄痰，同行僧人一致认为我会死在火车上（卡车的管理员还经常来检查我是否尚在生）。在终于抵达孟卖火车站后，他们便找来了轮椅，十万火急地把我送到了疗养院。

这座疗养院规模很大，是由一位美国医生在世界各地创办的慈善医院其中一间，名叫‘华莱士医生胸肺健康疗养院’，在印度似乎颇有名气及好评。医院中有六百位印度病人及七十个藏人，其中包括三十位西藏僧人。印度的病人大多为前火车司机，我猜想他们可能是因为长期吸入有煤炭粒的空气而患上肺病。医院的医生中，有不少是曾留学美国的印度藉医师，偶然也会见白人医生来到视察。在医院中有一个大花园供休闲散步，病者则被安排住宿三人间。医院的食物等供应也很不错，但印度人却常常把医院配给中的最差部份留给我们藏人。我当时的同房是两个藏僧，现在他们仍然在生，一个在蒙古，另一个在加拿大。

在入院检查时，我已瘦至不似人形（此时我更患了哮喘病），体重竟然只剩下二十五公斤(虽然我个子不高，但本来一向比常人健壮得多，堪称为‘力士’)。在初入院的三天，由于过瘦及穿着病人袍，医生竟然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干瘦的女人，至第四天才猛然发现我原来是男性！在入院七天后，我的健康有些好转，慢慢便已可以自己走动。在医生为我注射药物时，因为我身上只余皮骨，针在扎入身体时感觉极痛，但病情却渐有起色，只是一直有便秘的情况。

在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排过丝毫大便后，医生说翌日将为我进行肛塞。我听到后吓了一大跳，第二天便向医生骗说已排便成功。这时候，我的下腹已变得胀大，而且隐隐浮现青蓝色，看起来很恐怖。有一天，我拜托同房僧人出外买回大量辣椒，迫自己把辣椒全吃下了肚子。在吃了辣椒后一阵子，肚子便开始绞痛，然后肚中便产生了便意。在排便时我发现粪便状况很怪，首先是排出一颗一颗极沉重、掉下马桶时竟会撞出金属声音的小粪丸。这样的小粪丸一共有好几十粒，随之而出的是极臭的稀粪液。在排完粪液后，我顿然感觉舒畅，身心都轻松了起来。我自幼对医学很感兴趣，依师与依书也学了不少医理，所以自然对我的怪粪感到好奇(这或许只是一半原因，另一半原因可说是因为无聊)。我找来一个锡罐，用筷子夹了其中一颗粪丸放入罐中，它在跌在罐底时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当’声。然后我又在罐中注入清水搅拌。在静候一回儿后，我见证了一个奇妙的现像，粪丸竟然发大变为一堆奇大的正常粪团！事后我分析认为自己肚中积累不出的粪丸，其实每一颗便是全月中之一整天或一顿饭的排泄物极度浓缩而变成的。

在那次排便后，我的身体便迅速地复原，不但感觉健康及胃口奇佳，连禅修也变得很稳定，后来更强壮得可以轻易举重一百公斤以上(自年青期，举重一向是我的强项)，但院方坚持说我的病患未清，必须进行切除部份肺叶的危险大手术。

在手术当天（入院一年后），全院中的藏人都来打招呼，我们又聚在一起念经良久。进入手术室后，我刻意提醒自己务必趁此机会看清西方手术过程，同时又想观察自己在被麻醉后的心识活动现像。然而，在被注射后我便马上睡着了。在不知睡了多久后，我听到仿似由远方传来的叫声‘洛桑！洛桑！’（当时医生都以我的出家法名称呼我，并不使用‘祈竹仁宝哲’等尊称）。我勉力睁大眼睛，半昏迷中记得见到曾留学美国的印度医师、几位助手及同院僧人病者围着我鼓掌欢呼，然后我便又再次昏睡过去了。

我一共昏迷了三天之久，其间并未有一刻醒转。但在这三天中，我的心识仍有一丝清醒。我在心中迷迷糊糊地仍然能把每天必诵的功课经文诵完，又断断续续地默念祖师名号，对本尊等之观想亦能在心中进行。这些观想及念诵，是一个修行人弥留时必须进行的，如能做得顺利便能自主生死或往生净土。我在昏迷中虽然观想及持诵的次序有颠倒错乱，但却仍能靠过往的熟习而大致完成功课。在醒过来后，我当时心想：‘这次昏迷就是一次预演及试验，我的成绩看来还可以过得去。如果持续地熟习下去，将来在死时应该可以有把握！’，心中对自己的表现甚为欣喜。

在手术后我仍住在医院中疗养，这时我又偷偷地收养了一只猫及一只小松鼠。这两只小朋友为我的医院岁月添上了不少安慰。

我在医院中一共渡过了几近三个年头，其间堪萨仁宝哲天天受持大乘八关斋戒，一天只进食一餐少量的食物，以为我的健康祈福。自古以来，徒弟为师长发这样的大愿也不是没有的，但他可是我的老师！我在后来的日子中，每想起师父的恩德，我便不禁泪流满面。后来我常常对自己的徒弟说：‘我的性命，是堪萨仁宝哲的大愿及帕里的巴桑冒生命危险所换回来的！’。

在这近三年间，院方对我们藏人尤其特别照顾，允许我们自由外出散步(而对院中其他病者投诉不同等待遇时，美国医生说：‘你们印度人只是患病而已，他们西藏人却是身逢巨变呀！让他们散散步也许会使他们的心情较为轻松！’)，又不禁止我们僧人进行闭关等活动。我们一众僧人把医院变成了寺院，三年之中不但常常进行集体诵经，还按每月日期举行僧众羯磨诵戒法会，生活完全不似身处异地的一间医院之中。

住院期间，经友人介绍，一位善心的德国老妇成为了我的施主。这老妇文化修养很高，英文也很好。她一人全资供养连我在内的两位转世者、一个普通僧人及一位西藏沙弥尼。我们自此时至一九八六年她逝世前，常常互有书信。她先后曾往印度探访我三次，又常常邮寄果酱及罐头食物与现金予我，对我有很大恩德。这老妇常常在信中安慰我说：‘我俩同为家族分离的受害者。我现住西德，我的家人却全在东德，一直不能见面！’。她后来死于谋杀，令我很伤心。

到了出院的日子，我们僧人与院中员工依依不惜地告别。我与大约二、三十位已复原的西藏僧人一起上路，自孟卖又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回毕莎。在孟卖市中，我拍了复原后的第一张照片，这时候的我已一如年少时的健壮。

在重回毕莎营时，相熟的僧人对我仍然在生都大表诧异，因为他们在三年前我离开时，早已认定我将命不久矣。当时住在营中的我派长老宋仁宝哲(SongRinpoche)打笑地说：‘哗！“死人”复生了！怎么你不是早死了吗？’。像这一类的玩笑持续了很多天，我几乎成为了营中的‘明星’。在营中我又再次见到堪萨仁宝哲，他对我的痊愈如释重负。在营中的昔日同班学僧，此时已完成了中观部课程，刚踏了俱舍部班级，我便再次跳班跟上了原来的级组(同学已顺序完成般若部及中观部，我却只读了五、六年般若课程及在入医院前修了少许中观部学业)。一年后，堪萨仁宝哲与其他高僧及方丈被选拔往印度的一所大学中进修研究，我与好友赤巴仁宝哲便依止路敦格西(GesheLoden)。在又两个月后，由于毕莎的热带气候，我的肺病又复发了，不断吐血及感到全身痛楚难当，于是我迁往贴近喜玛拉雅山之北印度达拉候斯镇(Dalhousie)居住养病。

达拉候斯处于高山中，气候与西藏很相似，同时也有许多藏族居住。在搬到达拉候斯后，我便不再吐血了。此时我又再身无分文，便只好变卖了我的仅有财物｜两盏油灯、一个内供皿及一套七只的水供杯。这些佛坛用品全为纯银质料，若在现今可以卖得二、三万卢比，但在当年我只换得二百个印度卢比。

达拉候斯有一所为藏族转世者、普通僧尼及在家人提供教育的住宿学校，其创办人是比迪尼师。这位沙弥尼全名是‘费达比迪’(FreddiBedi)，她是一位英国女士。她随噶举派第十六世大宝法王学佛，在受了沙弥尼戒(在西藏佛教中比丘尼戒失传，所以并没有比丘尼)后，她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二位英藉尼师。由于她的信仰，她对藏人特别关心，这座寄宿学校便是她对藏族的一项贡献。学院教授英文、缝织技巧、唐卡绘画艺术及佛学，又提供较好的餐食。我在加入这间学院后，学到了一些基本的佛画绘画技巧，但由于英语教师一直是走马上任、换来换去的义工，我没学得多少英语(当时我对英语提不起兴趣，没想到我后来竟然会向洋人弘法)。以其学问著称之格西达吉长老(GesheNgawangDhargyay)当时也住在同一镇中。我趁此良机求长老私下向我教授三大寺‘格西’佛学课程中的内容，长老于是便很慈悲地为我天天讲课，在四个月的密集教授中对我讲解了五大部学科内容（这位师长后来在纽西兰圆寂，我由澳洲赶赴当地为他办理后事）。

在达拉候斯期间，我多次随僧众前往佛陀的生地蓝毗尼(尼泊尔)、成道圣地菩提伽耶(印度中部)，初次说法圣地鹿野苑及示寂圣地拘尸罗什。这些至少一年一次的集体朝圣行，同时也是学法的活动，每次都有派中领袖在圣地作开示。我在这些朝圣活动中，多次依根本上师赤江仁宝哲、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正教授师铃仁宝哲及札什伦布寺方丈卡情洛桑索巴(KachenLobsangSopa)受灌顶及传承法要。在这些盛大场面中，往往有数以千计的藏僧聚集受法，很是热闹。这类集朝圣及学法于一身的每年活动，我在迁往达拉候斯前及八零年代，曾经多次参加，其间既得了不少传承及开示，也对大部份印度的佛教圣地遍礼过。

我曾先后朝礼鹿野苑多次。这是佛陀成佛后初转法轮、向最初五比丘说四谛之圣地。这地方同时也有很多婆罗门教修士。婆罗门教中也分为不同宗派，其中有些很注重外在威仪和洁净，这一点倒是很接近密法中的事密部修持，但其教义当然并非佛法。鹿野苑一带的外道僧人中，有不少却属裸形外道。他们留长发及胡子，不修篇幅而赤露身体，长期进行各种苦行。在佛教史上，释迦牟尼曾以辩论及神通降伏不少裸形外道。在佛示灭后，佛教与这类外道亦不断有法义及神通上的较量。虽然在古代佛教于比试中多获胜利，曾令不少外道转皈三宝，但这些外道的神通却的确有一定的份量。时至现代，这些外道的神通已大不如前，但仍然不容小看。有一次我与友人在街上散步，这友人突觉后脑一热，像是被人泼上沸油一般烫痛，但肉眼却看不到有表面的异样。这本是外道僧人刻意施法逞强或挑战的意思。我们没有加以理会，只静悄悄地继续走开去了。在当地，又常有外道术士施法行骗的情况，不少人都曾吃过小亏。

其中一次朝圣中，我在鹿野苑住了整整四个月，这期间认识了后来与我亲如兄弟的知己第九世哲布尊丹巴法王(JetsunDhampa)。

哲布尊丹巴是历史上蒙古最高的精神领袖，为蒙、藏佛教各派尊为‘法王’，在蒙古也被尊称为‘日光大皇帝’，可见其在蒙古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历代法王为《时轮密续》、《度母密续》、《弥勒密续》及甘丹派耳传施身法(正确译名为‘断法’)的持传承者。第一世的法王是觉囊派祖师、西藏著名的佛教史学家与圣者多罗那他(Taranatha)之传世，其先世包括格律派哲蚌寺创建者绛央措杰(JamyangChoje，宗喀巴的弟子)、宁玛派初既嘉善大师(ChokyiGyaltsen)、噶举派达玛旺竹大师(DharmaWangchuk)及萨迦派贡噶左竹大师(KungaDrochuk)。在法王转世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时，生为蒙古太子而出家，由第五世达赖喇嘛及第四世班禅喇嘛核认为圣人之化身，授以‘哲布尊丹巴’封号(意为‘蒙古地区之依怙主’)及许多传承。在汉地，这一世的法王也得到汉地皇帝的尊重，被册封国师。此后，历代转世法王时现僧相、时现俗家居士之相，一直以来多次受到历代达赖喇嘛及汉地皇帝的册封，成为蒙古地区中的政教领袖。

第八世的法王之年代正值外蒙古政治变动之时。苏联的共产党军人深夜中前往他的寺院宫殿，把法王叫了出来。法王在连鞋也没穿好的情况下，被军人拉至寺外一角就地处决了。当年外蒙的寺院规模极大，西藏地区的千僧之寺，在蒙古人眼中亦只如他们的深山小庙规模而已。在法王的寺殿中，当时正有三万位僧人正在诵经。军人以机关枪扫射僧众，把他们中的大部份当场打死了。有少数修持有证量的僧人，不论军人怎么开枪也没有中弹。军人心感怪异，便放过了他们。此后，外蒙的佛教便被禁止，寺院全被封禁，但苏联政府倒并未把寺院、佛像及经书毁去。

现世的法王生于拉萨，四岁时即被当时的西藏摄政者热振仁宝哲(认定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者)认定为第九世哲布尊丹巴。但由于当时外蒙已为苏联所管辖，法王的身份并未被正式公布，也没有举行升座典礼。在七岁时，法王以普通学僧身份入学于哲蚌寺，渡过了十四年学僧生涯，同期亦随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及赤江仁宝哲等大师学法，又依顶果钦哲仁宝哲(DilgoKhyentseRinpoche)、卡卢仁宝哲(KaluRinpoche)及萨迦崔仙法王(SakyaTrizinRinpoche)学宁玛派、噶举派及萨迦派传承。在二十一岁时，法王离寺以瑜伽士身份进行了多次施身法闭关及往各地朝圣。于二十五岁时，法王舍戒而改以俗家居士身份修持。在二十九岁时，法王随大批藏民移居印度，其后一直为居印的西藏人开示佛法。

我大概在一九六七年在鹿野苑认识法王。当时，法王被噶举派第十六世大宝法王延请至鹿野苑梵文大学，出任噶举派教义课程的总代表，刚巧住在我的邻房。在相识后，我们很自然地便结为比世俗亲兄弟还亲的法友关系。他当时大概三十六岁，生活颇见佶倨。哲布尊丹巴的为人乐观，不论甚么大苦都能欢喜地承受，更把苦难视为自己的宿业而从不抱怨半句。在多年相交中，我特别敬佩他的定力。不论是在印度早期面对极度的清贫境况或后来在蒙古数十万人夹道欢迎顶礼的场面，他的言行及心境绐终仍一样地从容自在，仿佛苦难及蒙古民众的热情崇拜都与他无关似的。自童年起他就视钱财如粪土，在穷困时从不向人诉苦，在收到供养后他转手便又布施他人。在他未登座前的贫苦时期，每次我到访，哪怕下一餐便会没着落，他都会倾囊请客。虽然我也负着一个转世者的名位，但地位却与法王差天共地。然而，由于他对金钱不屑一顾，财政状况往往比我还差，以致我一直以来有很多机会供养法王。在后来九零年代，外蒙古在苏联解体后独立，达赖喇嘛才正式册封他的法王地位。法王在首次往访外蒙时，在半年间其居处门口长期有着数以万计轮候让他摩顶加持的人。法王在那次一共见了近一百万信众，总共得到五百万元供养，但在离开外蒙前他却把钱悉数布施予穷人及慈善机关，没有带回一份钱，回家后仍然过佶倨的生活！近年来，法王向我说他正在撰写自传，大家以后不妨一读这位大德的生平。

在一九六七年，我的师长堪萨仁宝哲被委任为印度色拉寺昧院方丈。这时候我正在达拉候斯居住。在同年，堪萨仁宝哲来达拉候斯探访我，又嘱我早日返毕莎营考取‘格西’学位。本来我在色拉寺只学了七年多，在印度断断续续地也跟着同班学习，但照说并未正式学完课程中的一半。然而，前面已交代过我在达拉候斯补学的情况，所以此时我对五大学科已有大概的认识，又因转世者向来可以被通融跳班及当时西藏的变幻政局，堪萨仁宝哲才有了命我考试的主意。此时我无可无不可，心想学位也不过是个虚名，重要的只是实学真材。但基于对师父的服从，我便动身返毕莎，暂时结束了在达拉候斯的生活。

再一次回到毕莎时，许多相熟僧人已因不适应气候等原因而往生了。这时候的毕莎，共有三百多位原色拉寺僧人。在他们的见证下，我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初六佛陀为母上天说法后降凡纪念日中，依照传统答辩三场及在长老前应考背诵。在早上我依传统举行一次供养，在午餐时又再供养了一次，一共用了二千个卢比（这是当时因政治原因流亡印度的嘉绒前地方领袖所代付的。在前章中我曾提及这位领主。他后来定居加拿大，我在每访该国时必会往访）。在同期还有另两位僧人应考，我和他们都十分紧张，表现说不上很好。幸好这种应考实为毕业之仪式，并非真的在评分，我才顺利得到了一个三等‘格西’学位。在同一天中，我又补办了早应在一九五三年入学色拉寺前进行的登座法会（当时因贫穷而推延并未举行），终于才正式成为寺方注册的色拉寺昧院转世者成员身份（世事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在入学色拉寺时，我无法负担登座的仪式。在十七年后身处西藏境外、印度难民营中，我才反而终于进行了色拉寺升座典礼，正式得到了转世者学僧身份，更在同一天举行了毕业典礼）。

在成为了一个三等‘格西’后，我又回达拉候斯住了一年，此期间仍然继续在寄宿学校中上课。

在我成为‘格西’一年后（一九六九年底），印度政府在南印度给了三块地，供移居印度的色拉寺、甘丹寺及哲蚌寺僧人在印度重新建立三大寺（在拉萨三大寺中，早已停止‘格西’课程，僧人数目也被限制于寺院正常情况下的十份一以下）。原属三大寺的僧人此时约有一千多个在印度，原属色拉寺的则有三百多位。我们所有僧人对能在印度重建三大寺及其教育制度感到很激动，纷纷由各地赶回毕莎集中，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三大寺的僧人被政府安排分批由毕莎送往南印度，最先撤走的是哲蚌寺僧，最后的一批是色拉寺的三百多位僧人。由毕莎到南印度，车程是四天三夜。坐了多天火车后，我们来到了南印度迈索尔(Mysore)地区的森林中。

印度政府批给色拉寺的土地，是迈索尔地区森林中的二百亩荒地。迈索尔盛产世界上最佳的檀香木，气候不热不冷，是一个好地方。

在跟着下来的三年间，我们三百多位原色拉寺僧人同心地开林建寺，生活既艰苦又愉快。僧人全体合力建成了色拉寺措钦大殿，然后原昧院僧人及原志院僧人便分别各建自院的分殿及僧舍、僧堂等，同时学僧也继续学习传统课程，实在忙得交关！我当时被分配的工作比较轻松，主要只是监督修建工程，不似其他僧人需要动手脚开林建屋。在第一年中，全体僧人生活在印度政府提供的帐蓬内，条件比较基本。

在当年迈索尔的森林中，有很多野象及毒蛇。成群生活的野象一般会远远避开人类，较少对人伤害。但曾经被人劳役而后逃脱的大象，则多会独自生活。这些单独行动的大象因曾与人类共住，所以完全不怕人，常常会在遇上人类时活活把人踏死。我们僧人中虽幸而并未有被象踏死的情况，但附近的俗家藏人则有许多死在大象脚下。后来我们发现这些残暴的大象也有灵性。在不幸与它们狭道相逢时，只要谦卑地跪下，它们便会绕道而过，并不加害。有一次我与一个年纪相仿的‘格西’相约往森林中找檀香树，本欲取些最优质的檀香木自制佛珠。在入林五分钟后，我们遇上了一头巨象。我见势色不对，在第一时间便逃了，但友人却持一把小小的开山刀呆在当场，吓得忘了逃命！我们两人如临大敌，一个逃了，另一个手持一把小得可怜的刀自卫，但那头巨象却只懒懒地斜眼瞄了我们一眼，便继续走远了。最后我们也没取得檀香，只吓得狼狈地逃回寺址，后来再也不敢入林。这个‘格西’在多年后到了澳洲协助我弘法。在一次漫话昔年的这件事时，大家都笑得眼泪直流！

迈索尔的蛇类亦十分可怕。在林中既有多种品种的无毒巨蟒，也有一刹那间便能致命的眼镜蛇。在开山建寺的最初几年，我们几乎天天与这些蛇打交道。尤其在下雨季节中，青蛙纷纷跳入我们的简陋帐蓬中避雨，许多毒蛇就会尾随而来捕食它们。后来我们僧人已见怪不怪，一见毒蛇便只冷静地以木杖轻打它们头部，它们自然便会离开帐蓬另去他地。在几年中，可幸没有任何人被毒蛇咬死。

在寺院基本建筑竣工后，我们都十分高兴。在这时候，哲蚌寺及甘丹寺也分别在南印度的另一边建成了，附近也有在印度重建的宁玛派大寺，其主持是宁玛派的贝诺法王(PemaNorbuRinpoche)。

寺院建成后，整个色拉寺教育旧制亦告恢复，有不少新沙弥入寺学习。在每一年的春、秋二季，僧人下田耕种及收割，尽量做到能自给自足的目标。原拉萨色拉寺的僧人对新建的寺院及欣欣向荣的新景况十分满意，许多老僧人都常常叹说此生已死而无憾。在现今二零零零年，在当年建成印度新寺的原拉萨色拉寺三百多位僧人中，只余连我在内的十五位仍然在生。

在一九七二年底，眼见新寺已走上轨道，我便兴起了闭关专修的念头。依严格的佛教传统，闭关必须选用曾有先贤修持有成的地点进行，一些宗喀巴、密勒日巴及莲华生祖师等大师曾在其中修行的关房及山洞更是修行者最佳的闭关地点。在最低限度，行者也应选无人烟之静处，并且要肯定当地在过往中从未发生过僧团分裂等情况，否则闭关便难以有成。当年我因为情况限制，并未能往曾有先贤住过的山洞等圣地中闭关，所以便选择了距印度色拉寺约两小时脚程的密林。在入关前，我依传统对地方的‘非人’供养，以祈请这些‘非人’不作干扰，同时我又依法加持关房、安立代表护关的四大天王之四块结界石头等等。在打坐的座位下，必须放上吉祥草及百节草。前者有清净之表义，后者则有长寿之缘起。在释迦太子临示现成佛前、到了菩提伽耶的菩提树下正欲上座时，曾有一人向祂供养了这两种草敷座而坐，太子便在这两种草上坐下修持，最后成就了佛境。闭关者坐在这两种草上，正表义效法佛陀修持的决心、纪念佛陀本生及具有修持有成的吉祥缘起。有关以上传统，我在入关前先后一一严格地办妥了。

我的关房位于无人活动的森林中，环境应可说是颇利于专心静修。在关房附近并没有危险的迹象，但却有很多毒蛇出没。在闭关期间，我只能在结界的四块石头以内范圈活动。每周中会有一位预先安排好的色拉寺僧人来为我送粮食及木柴，但我们并不交谈。

闭关期中的每天凌晨三点我便上座修持，至六点下座用早餐。在八点我便修第二座至正午时份，然后下座用午餐及另行修诵我一向以来的日常功课。在下午二时是第三座，一直修至下午六时，然后又下座而把中午未诵完的日常功课诵毕。一天中的尾座是晚上七点至十点，修完后便睡觉。在闭关修持的每一座中，所修内容只可以是一早决定好的本尊专修，所以日常功课必须在一座与另一座之间的空档余暇中进行，并不能占用座上的时段。我的日常功课有三百多页，每天即使马马虎虎也至少要用上两个小时才能修毕。这样一来，关期中的每一天我便一共修持十六小时以上。在仅余的时间中，除了用餐及睡觉以外，我也会在关房外至结界之间的空地走动一下权作放松运动。

在初入关的大概半年中，我依次完成了十万遍皈依偈修诵、十万次顶礼及十万次水供等各种前行。完成加行后，我便正式开始修本尊法门。在关期中，我大概每一周便会在梦中梦见师长，这可说甚为吉祥。这种天天如是的专修生活，无信仰者可能会视为苦闷及不能忍受，但我却觉得很写意、很充实。

在四年后，我顺利完成了心目中的目标。在进行了护摩火供等圆满法会后，我便结束了为期四年（一九七二年藏历十一月廿五至一九七六年同日凌晨）的闭关生活。在出关后，我感到自己在智慧上有了显著的增长，心中感到十分高兴。

我是印度色拉寺建成后第一位进行大闭关的僧人。因此，我的闭关变成了对其他僧人的鼓励。在我出关后，陆续便带起了新色拉寺僧人闭关专修的风气。

在回到印度色拉寺后，我便担任起僧堂中的长老前辈的责任，对僧堂中的年幼学僧教授、管束及照顾他们的生活饮食所需。在此前后，我的师长堪萨仁宝哲刚完成了印度色拉寺昧堂方丈的十年委任（由退任起，他才被尊称‘堪萨’），于是他便在色拉寺中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怖畏金刚密法专修闭关，我便在这下来的三年中负上了更大的责任。除了印度色拉寺嘉绒僧堂的全体年青僧众外，堪萨仁宝哲的三个徒弟及我自己的十五个小徒弟全都要由我照顾。身为嘉绒僧堂的转世者成员及长老，我必须在有需要时为僧堂的共同利益出力，对堂中的大事有时也必须参与处理，但这比起照顾堪萨仁宝哲及我自己的小徒弟来说，只是很轻的负担。在寺院中，绝大部份僧人都是堪萨仁宝哲的徒弟，但他们各有所属僧堂及其他长老师长照料生活所属，并不需堪萨仁宝哲个别照顾。我所照顾的小徒弟，是指堪萨仁宝哲及我自己亲自管教及共同生活的亲徒。他们大多是无父无母的可怜孤儿，最小的是五岁。此外，管教在印度转世的第三世萨巴仁宝哲也是我的责任，这时他只有六岁。这些小孩子很难管教，他们在白天喜欢到处玩而不愿学经，在晚上又哭着叫妈妈。我在堪萨仁宝哲闭关三年时，直至一九八六年赴澳洲弘法间，一直在同时间中担任师长、监护人乃至小和尚的爸爸与妈妈等身份，所感到的痛苦恐怕不低于坐牢及被判劳改时所体验的！在小僧病时，我要日夜不眠地照顾，夜里更几乎是没时间睡觉。在他们顽皮时，要打又怕下手太重，打得轻他们却完全不改，这令我很是为难。在这期间，我才明白到年幼时我的管教师长之苦处，心中对他的感激又再加深了一重。

到了七十年代末，印度色拉寺的新僧人数目已达一千个左右。除了藏族学僧外，此时寺院中也有来自西班牙及美国的洋转世者，又成立了前所未有的洋学僧僧堂，后来又来了一个黑人学僧。在我所属的嘉绒僧堂中，来了一个美国学僧。这学僧毕业于美国名大学，是曾得美国总统召见及赠以奖牌的高材生。他的藏语说得与藏族一样，学习成绩也不错。后来他又为昧院的扩建及日渐增多的僧众而经营钻石生意，在短短几年内便成为了世界钻石业内的知名人物，但同时仍继续学业，最终成为了历史上首位美国藉‘格西’。在近年，他在外蒙古弘法，甚至被邀在电视直播中说法。由于他是洋人而又具有藏传佛教中的‘格西’学衔，他在外蒙古受到了日益崇洋的年青蒙族刮目相看，纷纷重投外蒙古的传统佛教信仰。故此，他在外蒙古的影响力甚至比派中许多长老还大。

在一九七九年初，色拉寺昧院命我代表院方到锡金甘托克办事，所以我便前往该地。在甘托克，我一住便住了两年多（由一九七九年四月至一九八二年），其间为当地藏民开示及授予延寿随许加持等。

在一九八零年一月，我收到了回乡老父逝世的恶耗，便为他修持忏净法，又与暂住常地的几位上密院僧人每七天修法一次，更把家父遗骨请宗座及赤江仁宝哲等大师加持超度。对家父的逝世，我并不感到太悲伤，反而汏为家父在死后能得这么多的大师亲自超度，而感到安忍。自此，我便在日常功课中加诵一千次观音真言，以这功德每天回向予父亲（几鴾后，家母亦相继过世了）。

咺托克是一个殊胜的圣地，而且是宁玛派莲华生祖师修持之地。在返，我的心境的确较住在其他地方时平静，就连梦境亦特别清晰与吉祥。于甘托克居住期间，我几乎每晚都有吉祥的梦兆，其中有数次我在梦中见到自己在汉地身为领袖的过去生。

在离开锡金后，我又回到了南印度色拉寺，继续担任照顾堂中年青僧人的工作。

在一九八二年，有一位只有十八岁的澳洲青年格顿(KritonGleen)成为了我的长期施主。这个年青的洋人自幼跟一个韩国人学武，同时以打理练武道场的工作及杂役代替他所不能负担的学费，因此很得其武术师父的赏识，对他更授以针炙等东方医术。在他的师父死于交通意外后，他便继承了其师之武术学院及医馆。由于格顿自幼便接触东方文化，又曾与其武学师长建立了东方式的师徒关系，他渐渐便对东方的宗教文化感到兴趣，于是便成为了我的施主，把每月仅用剩的少许钱供养我。这个施主后来成为了唐手道武术的大洋洲总教头及美国一些官方单位的特种部队教练。在他的武学道场中，学生上课前必须静坐修心，又要学习培养慈悲心及武德，与其他的澳洲武术学院很不同。在依止三宝后，这年青人信仰极真，没多久后又进行了一次长闭关，堪称十分精进！

在同年，中国大陆在粉碎四人帮后渐渐开放宗教政策，允许西藏寺院作有限度的重建，大藏寺也被批准修复建筑。在这时，我在多年来初次兴起了恢复大藏寺的希望，但却不知从何开始。

在一九八五年，已赴澳洲弘法的路敦长老要求我到澳洲协助教授他的洋人徒弟。我当时心想：‘印度色拉寺现已上了轨道，大藏寺则暂时无法集资重建，倒不如暂去澳洲弘法！’。当时我完全没有向洋人说法的经验，心中也有多少担心不知是否应付得来，只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答应了下来。

在一九八六年，我的签证终于获批准了，我便动身远赴澳洲｜一个我对其全无认识的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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