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由出生到出家

第一章──由出生到出家

我的生平，只不过是一个平凡僧人飘泊流离的平凡故事，乏善可陈。

我于一九三六年夏季藏历七月初一生于西藏东部嘉绒地区的一个小乡村中。嘉绒一带是其中一个藏族聚居的地区，当年由十八土司（即地方领袖）管辖，地大物博，盛产牛黄、熊胆、鹿茸、虫草、松茸及贝母等药材。在十八位土司中，我的生地属于松岗土司属地，村名‘霞渡’，当年人口我猜想约为一千村民及一万邻近居民左右。村中有一座具三百多年历史之寺院，本为觉囊派道场，后由第三世祈竹仁宝哲将其转为格律派，遂成为大藏寺之下寺及由历代祈竹仁宝哲所住持的道场之一。以现代的政治地理域名来划分的话，我的生地现属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脚木足乡，距四川省成都市四百多公里，称为‘川北’地带，区中有大藏寺（Dhe-Tsang，文史上亦称‘答仓’、‘大泽’等异译）等名刹。我们的语言不同于现在被普遍称为‘藏语’的拉萨方言，而是另一种被笼统地称作‘嘉绒语’的地方方言。单就一个嘉绒地区，已经有多种不同的方言。有好些地方，相隔一个村便已是使用另一种方言的地域了。藏地是佛教盛行的地区，嘉绒区当然也不例外，而且还是其中一个佛教发展得最早的地域。远在一千多年前，后藏地区的毗卢遮那大师已来到嘉绒一带弘法，由这位大师在嘉绒创立之寺院，被视为西藏佛教最早之发源地。这寺院由我的外公当法台，当年有三百常住僧人，于大法会时则有更多的各宗派僧人同聚修法。在公元十五世纪，格律派始祖宗喀巴祖师的教法正开始在拉萨地区弘扬时，他的心子阿旺札巴祖师却已同时把格律派的教法带到嘉绒地区广弘，并建立了川北名刹大藏寺，亦即我在出家后所隶属的寺院。

由于嘉绒地带紧贴汉地，这的文化亦深受汉地的影响。在嘉绒，不但藏传佛教的主流格律派盛行，其他如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乃至在其他藏区甚为式微的觉囊派及藏地的原始信仰苯教都甚为活跃。汉传佛教、汉地的道教乃至罗马天主教、回教及基督教等在此地当年均已有道场及活动，时至今日仍然如此。

我出生的家庭也有浓厚的汉文化影响。家父次仁般措(TseringPhuntsok)是当地望族背景，为人善良，甚得村民之拥护尊敬，乃至后来文革时期他虽被定位为旧社会领导层，却因民众多次代说好话而得以幸免于难。家母达西拉姆(TashiLhamo)是当地的著名美女，有一点汉族血统，比家父小十五年。她的父亲（即我的外公、第六世祈竹仁宝哲）生于附近的大藏寺一带，外婆的家族却是混杂汉、藏血统的，据说族史上溯一位似乎是来自湖广地区的汉人军官。故此，家母的生活习惯中有不少与汉族相似，她的亲戚中有些仍保留汉地的习俗，例如供奉土地公、灶君及关公等，这些习俗我从小便看惯了。

在我出生前，据说家父与家母留意到不少吉祥的征兆，家母更不断梦到当地山上的隐士第五世悉弘仁宝哲飞来降落于我们屋中的天台上。

由于后来大家都认为我是悉弘仁宝哲(ShrivamRinpoche)之转世，在这不妨说一说他的历代生平。第一至第三世的悉弘仁宝哲都是嘉绒圣地观音桥附近的人。这个圣地离我的生地也不算太远，乃因供奉由著名藏王松赞干布所修之五尊观音像其一而闻名，同时它亦被尊为金刚瑜伽母的圣地之一。第三世悉弘仁宝哲在这圣地附近的一个小山洞中修行多年，得到极深的成就。在出关后，他到了我的生地而圆寂。第四世悉弘仁宝哲生于我的生地，后来在当地山上修建了一间小茅蓬而闭关终生。在他圆寂后，又转生于附近村落一个贫农家中，父名‘固努依’，母名‘嘉生’。这位第五世之悉弘仁宝哲积美仙藩多杰(JigmeyZhanphenDorje)自幼便显出非凡能力。有一次，他力称某块石头中有一虫被困在内，由他的兄长打碎石后果然见到是如此。在他修护法供养时，有时会有火光由他的手鼓中发射出来（这个手鼓后来被呈交予我）。他又能在一小时内，行走常人必须走上一天的路程。此外，还有种种迹像显示他能役使护法代为办事。在他年约二十岁时，他入了一座宁玛派寺院学法，然后便入关准备作长达三年又三个月之闭关。在离家入寺前，当地一位历算师预言悉弘仁宝哲及其弟将永不返原乡。果然，在闭关期中仁宝哲预言自己将圆寂，并向其弟嘱咐后事。其弟力求兄长把他也带走，最后兄弟二人均死于关房中。仁宝哲生平曾撰著不少论作，但现今已失传。在仁宝哲生前，家母在十三岁时曾见过他一面。

家母生我时十分年青，大约是十八岁左右，我只在母胎中呆了七个月便出生了。据说在我出生的那一天，早上八、九点时份，天上仍看到日、月及星同时高挂，村民都视之为少见之异像，因此认为我是一个身份特别的人，而且预言我一生将会常逢佳运（我在后来懂事后，尤其是在经历劳改的那个痛苦年代，常怀疑这种说法！）。我在出生时，是被一层奇怪的胎衣包盖的，看似一个肉球。当时家由邻村邀来了一个有多次生产经验、年约二十岁左右的亲戚度卡(Dolkar)帮忙接生。度卡看到我这个怪胎，便仓惶地找来一个藤篮，向家母说：‘你怀的是假胎，只生了一团肉下来，让我马上取走埋了吧！’。家母却坚持要看一下这个‘怪胎’才肯心息，便把这个肉团取了过去细看，发现胎衣下似乎另有东西，便强行扯开胎衣而把我取出了。当时我比一般正常的婴儿小得多。这些事是后来我长大后听说的，度卡后来也常常不好意思地谈及她当年如何差一点就把我埋了的趣事。这个亲人一直很少叫我的真名，只惯叫我外婆对我的匿称‘阿多’。‘阿多’是我们土话中‘阿小’的意思，取这个小名是因为我出生时比其他初生婴儿小得多的原因。其他老村民亦大多以这个小名叫唤我，在记忆中家母好像也一直从没认真地用我的真名叫唤过我。在我十多岁离开嘉绒后，我一直没有再见过度卡阿姨，但却常常会想念她（度卡在八十年代病终，我当时是在印度听到消息的）。

藏族的名字与汉人及洋人名字不同，并没有正式的姓氏，一般是以两个名字加在一起命名，而且名字多有佛教的意义，又或与出生的日子有关，例如星期天出生的叫做‘尼玛’（太阳）、周一出生的取名‘达华’（月亮）等等。在我出生时，外公正住在离附近的大藏寺不远的山上闭关院修持（离我出生地一天路程之距）。在听到他的首个外孙出生的喜讯后，外公为我取名‘疏南丹正’(SonamTenzin，即‘功德持教’之意)，又派人送予甘露丸、薰香、护身结及咒轮等物，千叮万嘱要家母小心照顾我。

我是家中的长子。家父在外另有两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儿子。在我出生后，家父与家母陆续再生下了二子二女。二弟被认定为是另一位大行者之转世，他的身体在黑暗中会发出光明，令人啧啧称奇，但后来弟弟因为某种原因而夭折了。三妹志美度卡(ChimeDolkar)与我感情很好。在阔别了几近四十年后，一九九三年我首次重返故乡，她泪流满面，兄妹相对默默无言，心中有无限的说话却不知从何说起。后来，她的出了家的儿子更成为了我的侍从和翻译。四弟杜度旺度(ThutopWangchuk)年幼即被当地公认的一位大行者确认为外公的转世化身（当时外公早已圆寂了，四弟亦即第七世祈竹仁宝哲），本应送至大藏寺出家及册封，但因当时的政治情况，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文革期间，中国大陆的生活十分艰苦，四弟总把他仅得的粮食给家母吃，自己宁愿独自在一棵合桃树下盘腿打坐（当时我已身在印度了）。后来四弟被调至粪场当童工，在不干净的工作环境下，不久便染病而死于十二岁幼龄，死后火化时不见遗骨，只见许多舍利子，众人无不称奇不已。五妹疏南拍姆(SonamPalmo)是在我往拉萨求学后才出生的，所以我一直至一九九三年初次回乡才第一次与她见上面。这个妹妹现在仍住在我出生之村落，经营一间小商店。在文革时，家父与家母被分开了，后来家母又另生了一个与我同母异父的妹妹叫拉顿(Lhadon)，她现仍住附近的马尔康县城。

由于家母有汉族血统，我们的家庭或多或少都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藏地的饮食习惯与汉人大不相同，但我们家的饮食与汉人家庭中的却颇为相似。在年幼时，家中每一餐都有五、六盘汉式的小菜，而且常吃面条。在一个月中，总有一次会吃火锅及一、两餐会有以豆腐造的菜式。

在一九三四年，第五世悉弘仁宝哲之亲母来到我的家中，本欲谒见我的外公祈竹仁宝哲。幼龄的我当时虽然连话也还没说得流利，但在她一入门时，据说我马上朝她喊：‘妈妈！’，她被吓得坐倒在地上。我冲到她面前，坐了在她的膝上，把我的玩具全摊在她的膝上说：‘这是我今生的东西。你把我先世的东西都丢掉了吗？’，她除了哭以外便说不出甚么了。这些都是后来人们向我说的，我自已倒记不起这些童年事了（现在的我，连昨天做过甚么也记不起，何况童年往事呢！）。自此后，再经过了某些权威人士的认证，我便被视为第六世悉弘仁宝哲了，被授予先世的手鼓等圣物（这手鼓曾喷出火光，而且不论季节都能发同样的鼓声，至今已近百年仍不变音。手鼓现仍在我故乡中被珍藏），但却并未正式登座坐床或被正式册封。在后来，外公祈竹仁宝哲常常向我细说历代悉弘仁宝哲的事迹，亦确认我是仁宝哲之转世，但外公却把他自己的历代名位授予我，而我反而并无继承历代悉弘仁宝哲之名位。事实上，历代以来的悉弘仁宝哲都是修行有证的大师和隐士，更被当地人视为西藏圣者密勒日巴的化身（西藏人总喜欢说这一类的话！）。在我自己客观地看来，我当然不但不是密勒日巴或任何圣人（不论是悉弘仁宝哲或是祈竹仁宝哲）的转世化身，就连一点密勒日巴的‘味道’也没有！如果硬要把我与密勒日巴尊者扯上关系的话，我的生平或许只可说是与尊者的前半生相近吧（译者注：密勒日巴尊者之前半生显现为一曾作极重罪业之人）！

我年幼时相当好动，总不会停下来。在村中，我是出了名的顽童，一时爬树，一时爬梯，连走路也总不会好好地走，反而是手足并用地快速爬行，活像一头猴子似的。

在我约六岁时（一九四一年），外公认为我应该开始学经了，便为我礼聘了霞渡寺中一位毕业于拉萨下密院的僧人教学。这位老师名叫‘疏南’，身材高而肤色很黑，是一位出名严格的老师。在开始的一天，由于我被视为一位转世者，便举行了一个特别的仪式。我记得当时宴会上有牛奶及许多食品，令我认为‘学习’会是一件愉快的事。在两个月后，我学懂了藏文字母，而且能读诵一些简单的经典。此后的一年中，我便学习《萨迦大日经》(SakyaKunrig。采用这本经是因为它内文并不艰深，易于学生学习)。老师有时会来我的家中授课，但大部份时间都是我到老师家中上课的。有时候，外公也会亲自对我略作教授。没多久后，我便对学习生出了抗拒，玩耍变得更为吸引。由这时开始，我便天天捱打，但罚责却似乎对我并没产生太大的作用，我反而变得越顽劣。到后来，我的顽性已成为乡间众所周知的情况，乡人都叹说：‘这小孩真不知到底是圣人之转世还是妖怪的转世！’。

在七岁时，有一次我在村旁的河中玩水。从来不太怕危险的我越游越出，被一股不知是暗涌还是漩涡的力量扯出了好远。这时候，我的姨妈刚巧路经，看到我遇险便马上跳下水救我。在仓惶及激流中，她只捉到了我的一只指头，靠牢牢抓这根指头硬把我拉回河边。当时大家都说我是从阎王口中救回来的。

在八岁时，我又再次因好玩而差点丢了性命。我们家族在高山上草原有一块田，距我所居村子脚程要五个小时，骑马也要三个小时才能到达。有一天，家母骑马上山打点收割的工作。我眼见母亲上马离村，便悄悄地把马鞍放上了另一匹马，偷偷地跟骑马上山。稍为熟悉马性的人都知道，马匹一见到广阔的草原，便喜欢纵马狂奔，不容易控制得住。我的马一上到山顶时，见到大平原便狂奔起来。八岁的我连忙拉强勒马，怎知那匹马却人立起来，差一点把我抛下马身。我眼见自己断无足够体力把马勒停，又怕堕马的危险，只好放强任它狂奔了。这草原上有一间小房子，我的马竟然在狂跑之中闯入房子内。这间屋的门口不高，刚巧可容马身穿过，我上身便就重撞在门槛及墙壁上而掉下马来。这一撞本来已可致命，但更危险的是我的脚踝仍然插在金属的马蹬之中。马在狭窄的屋内左穿右插，拖我撞向四墙、家具及杂物，很多次差点就踏在我的身上。这时候，我已是半昏迷状态，只隐约瞄到屋的上层有一个女人看这一幕闹剧，被吓得呆立，不知如何救我。在我的马最后停下来时，我满身血污，找到母亲哭诉，心想母亲肯定会狠狠教训这匹马一顿，怎知道母亲却把已是伤重的我再狠打了一顿。

我在童年的时候脾气很硬，受到委屈也不轻易向人投诉。有一次在与同村小孩玩耍时，几个小孩压在我身上，把我狠狠地撞在石上。我感到肩骨折裂了，一摸之下可以摸到肩上有骨折裂口突出，但我只假装无事地说：‘今天不玩啦！’，然后便迳自回家。剧痛令我汗如雨下，但我却强忍了一天一夜。在晚上，外公修法时叫我吹笛类法器，我因痛吹不出声，外公连忙察看，才发现我肩骨断了，伤势十分严重。在痊愈后，村中人常常提及我异常的硬脾性。家母生下我时，年纪才十八岁上下，实在管不住顽劣的我，所以脾气很大，常常对我打骂。我虽然十分怕母亲，又常遭她严厉的责罚和痛打，可是并未因此而变乖。但我可说是尚有一个优点，不论父母及师长怎么痛打，我从不会生气或回嘴。在后来出家后，被寺中师长打骂时，我亦从未心生怨恨或生气，也从未回驳一句，反而会心甘情愿地挨骂挨打。外公在偶尔教我一些东西时，也会因为我偷懒而打罚，但他总不舍得痛打我，只会用一顶布造的帽子作状打几下，所以我从来只怕母亲而不太怕外公。

在我后来出家于大藏寺后，大家都称我为‘祈竹仁宝哲’或‘祈竹祖古’，但其实我的外公才是真正的祈竹祖古。外公名叫‘洛桑坚立奥修’(LobsangKhenrabOsel)，是大藏寺法台第五世祈竹祖古的乘愿再世，亦即第六世的祈竹祖古。

‘祖古’(Tulku)一词是藏语中‘转世’或‘化身’之意，即某一圣者的乘愿再来的转生，以继承及继续先世的弘法事业。有些历史学家说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大宝法王是历史上第一个祖古，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在佛教中，一向有高僧及圣者乘愿转世的先例，但在大宝法王以前，并未有一个完善的确认及继承先世地位之制度。大宝法王曾清楚明确地说出他圆寂后将再生于何处，并嘱咐弟子往寻，这才开创了寻访及确立转世人身份之制度。在此以后，其他宗派亦沿用了这种制度，才开始有转世世系出现，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宗座达赖喇嘛及班禅喇嘛世系了。在这种制度中，有些圣者会在临终前清楚指出将再生于何地、父母姓名为何、婴儿身上有甚么特征等，也有些时候是婴儿能认出先世的弟子或法物，甚至有甫出生便懂得念诵佛偈等的先例。在找到初出生之转世者（有时却是在长大后才认出）后，寺方便会把他们迎请至先世所属寺院，举行升座册封认定仪式（亦有汉译为‘坐床’）。在此之后，转世者多会入寺修学，继承先世未竟之佛教事业，但也有选择不出家者，情况不一而定。在众多的祖古中，有些确是佛陀、菩萨及大修行者的乘愿转世，也有些是修持境界次一等的行者之再世，亦有显得甚为平凡的祖古存在。汉地常把祖古称为‘灵童’及‘活佛’，其实并不对。祖古中虽的确有些是佛陀化身，但也有纯粹是因为继承事业之目的而确封的情况，绝对不能说凡称为祖古的就是‘活佛’。‘祖古’这个名词亦从来没有‘活的佛陀’之含义在内（佛陀是圆满的觉者，早已超越生死，又何有‘活’与‘不活’的分别？）。事实上，并非圣者才可以转世，我们凡夫亦不断轮回再生，分别只在于圣者可以选择生处，甚或记得前生之事，而且乃因其悲心而选择再生，不同于凡夫之因业力而无奈地再次轮回。有时会有人问：‘为甚么祖古只投生在西藏呢？’，其实祖古之转世并不限于西藏，这纯粹要看他们的意愿与众生之因缘，但投生在藏地以外的祖古，并不易认出而册封。现今在印度，也开始有洋人、黑人及汉人祖古。在藏传佛教以外，也一样有圣者的乘愿转生，只不过他们并不继承先世之名位而已，例如在汉地佛教中，有不少贡献伟大的高僧或许正是先世圣者之乘愿化身。在他们圆寂后，又肯定会在另一些地方再次投生，唯一的分别只在于藏地有一个制度去寻访及认定这些乘愿转世者而已。这种制度有利于法业之延续，从转世者年幼时便给予最严谨的教育，令他们有能力继续发扬先世的事业。我们把祖古视为法定的继承人亦可，视他们为先世贤哲的真正化身亦无不可。现今的人，很多一听到祖古的名便一窝蜂地跑去依止，这是十分愚昧的事！一个修行人，最重要的是德行与戒行等，而并非他的名位。就以我自己为例：我亦被人称为一个‘祖古’，却没有甚么德行或成就；家师堪萨仁宝哲起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僧人，却苦学成材及老实修持，最终成为印度色拉寺昧院的方丈，在他座下学习的弟子反有不少是祖古之辈！至于‘仁宝哲’(Rinpoche，亦作‘仁波切’及‘宁波车’等音译)一词，乃藏语‘宝物’之意，亦即‘人中之宝’的意思，可用作尊称具祖古等身份的人，但不一定只用于祖古之称呼上，例如家师堪萨仁宝哲，便是因其学问高而位居方丈而被尊称‘仁宝哲’的，并不因为他是某圣者的转世化身。

最早的一世祈竹（Khejok或Khujok，在文史上亦译作‘库交’、‘科卓’、‘肯佐’及‘肯卓’等）仁宝哲名号为‘达尔汗南索温布官卡益西’(KhejokTarhenNamsoKungaYeshe)，曾赴北京晋见乾隆皇帝，得册封、赐印及赐予很多官廷礼物。我在十一岁时住在大藏寺祈竹楼中，至今我仍记得当年见过屋顶上的铜饰刻有藏文及汉文双行文字：‘乾隆四十五年御赐予达尔汗南索’，寺中至今仍存有甚多乾隆御赐印章、圣旨及布料等。这一世的祈竹仁宝哲生于霞渡寺附近，其祖居在一九三四年战乱中被烧毁，但至今仍可见得到地基。第二世祈竹仁宝哲名号为‘南卡坚善’(NamkarGyaltsen)，其生平现已无法确切地考究了。第三世祈竹仁宝哲生平不详，名号似为‘奇顿坚善(GedhunGyaltsen)’。第四世祈竹仁宝哲名号为‘洛桑登度’(LobsangDhundop)，其名意为‘善慧义成’（我的出家法名与他一样）。这一世的祈竹祖古曾往拉萨色拉寺昧院嘉绒堂求学而得头等‘格西’学衔名位（Geshe，相当于佛学博士的一种学衔）。在回到大藏寺后，他并没有久住便到了位于我出生的房子旁、有三百多年历史而原为觉囊派的霞渡寺，最终圆寂于此寺。自此，霞渡寺便成为了除大藏寺外另一间由历代祈竹仁宝哲所主持之道场。第五世祈竹仁宝哲生平不详。我的外公是第六世祈竹仁宝哲。

外公本为大藏寺僧人，主要修持密集马头明王法门（即观音大士的其中一个化相）。除被认封为第五世祈竹仁宝哲而继承了大藏及霞渡等寺院之法台地位外，他亦被视为红大威德金刚的人间化身，具有不可思议的神通力量及预知能力。通常来说，由于能继承历代转世所累积之财富，西藏的转世者一般都可称富有。但大藏寺却依循西藏下密院传统，在每一世之转世者圆寂后，其财富全归寺院，其府第理事成员即告解散。在下一世转世者升座后，才重新选举府第理事助手，并重新累积财富，没有先世之财富可以继承。这种制度其实有利于转世者之修行及避免了不少由钱财而生的无谓纷争，毕竟僧人还是以过贫困的清修生活才有利于成材。但在西藏传统中，有另一种规矩规定转世者入读拉萨三大佛教学府时必须斥资兴供大供养，而在毕业离寺时又再需作一次大型供养。这种大型供养，是当时入读拉萨色拉寺的外公（他当时是比丘学僧身份）及亦在色拉寺学习的大藏寺另一位法台堪康仁宝哲所不能应付的。于是两位仁宝哲便只完成了‘格西’（相当于佛学博士）课程，而并没有进行正式光荣地毕业的典礼，便各自回故乡大藏寺了。通常来说，一位在三大寺中毕业的‘格西’（即使不是一位转世者），在回乡时都是骑马衣锦还乡的，但外公及堪康仁宝哲却因身无分文而只以普通人身份还乡。后来，萨迦派的宗座法王建议外公以居士身份利益当地，他便还俗去了。在藏地，在这种情况下还俗的转世者一样受到民众的尊崇，而且在现在回想，外公现居士身而住于民众中，对当时及当地佛教的利益的确远比他住在大藏寺弘法的利益大得多。

在当年，嘉绒地区有很多术士，但凡有修邪术或居心不良的术士来到我们附近一带，都无法住下去，外公总会施法把他们驱逐离开。在外公施忿怒法时，即使在严冬天上也会行雷，故其法力深受民众尊崇。村民中每有宗教上的需要，或有病难、或家中受鬼祟邪术所扰，亦每每会由外公施法解决，所以外公被尊为一位利益百姓的大修行人。他虽然还俗现居士相，却仍被尊为大藏寺的法台，偶尔仍会在寺院的祈竹楼小住，而且寺方凡有大型法事亦总会求他参与念诵修法。在大藏寺一带，至今仍然流传外公的种种故事，其中有很多是与先世堪康仁宝哲有关的。堪康仁宝哲是大藏寺的另一法台转世，他的寓楼座落在祈竹楼旁略低的地方。据说当年这两位法台常常相互比试神通。有一次，外公施法令先世堪康仁宝哲的座骑在垂直的楼墙上行走，走至先世堪康仁宝哲之窗前嘶叫，把他吓了一跳。堪康仁宝哲便施法降下一道雷电，眼看就快打在外公的头上，但雷电因为外公的力量而转向，一直打穿了祈竹楼的几层地板。

在七岁至九岁间，我大部份时间都与外公一起度过。外公常说及我出生时的天上异像，认为我是一个特别的孩子，所以对我尤其宠爱。在这几年间，几乎每逢入黑，我便与外公坐在一起。由于外公是先世祈竹仁宝哲之转世，他的座位并不同一般人用的椅子，而是一种藏族高僧或转世者的法座，其他人绝不敢坐上去，但顽劣的我从来不理会这些礼仪顾忌，外公亦从不阻止我与他同坐于他的法座上。

外公个子不高，但身形颇为肥胖。他习惯在入黑后饮一杯混入蜂蜜的饮料。在我六至九岁间，每逢入黑我们两爷孙便会同坐于一个法座上，外公面前总放一个小火炉，他会把装蜂蜜饮料的杯皿搁于炉上加热，我们爷孙便一边谈天、一边把杯子传来传去，一人一口地用同一个杯子饮喝。当时我不过是一个小孩，常常喝到满头大汗，在迷迷糊糊中便在外公的法座上睡。当年外公总是侃侃而谈他的历代前生之事，也常常向我讲述我的前生之种种。外公不断重复叮嘱我将来必须前往拉萨色拉寺求学，劝我切勿加入格律派外的其他宗派或寺院，并叫我将来要好好地掌持他的‘法座’（外公指的是历代祈竹仁宝哲的弘法事业）及负责大藏寺的事情。我当时尚年幼，只懂唯唯诺诺，并不在意外公所说的话。在后来入大藏寺出家后，眼见大藏寺当时有几百位僧人，一片法务昌盛的景像，我当时心想：‘大藏寺人材鼎盛，法务广大，绝对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我为大藏寺也做不上甚么大事！’。大藏寺在后来的政治变动中完全被毁，僧人全遭驱逐，殿堂、经书及佛像被完全毁坏。在一九八三年，我在外流离了半生后，听闻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大藏寺被允许重开，我才猛然记起外公的嘱咐，心起念：‘外公当年的意思，莫非是指该由我承担重建恢复大藏寺的事业？’。直至一九九三年，我才开始协助大藏寺之重建。在二零零零年，大藏寺终于重建后重新开光，我也总算完成了外公交予我的责任。回想起近六十年前外公常在晚上共坐时连番嘱咐的情景，不禁叹世事之变幻不定及外公之预知能力高深莫测。想及当年晚晚共坐共饮的情景，根本不觉转眼已渡过了六十年！当年我们两爷孙每晚入黑后便促膝而谈，其间历时数载，而家母却一直不知道。除以上的内容外，外公亦常谈及其他的事，有时只是闲话家常，有时却是谈有关佛法的话，也有很多是我当时不可能明白的事情。外公虽从来没有正式向我教示佛法，却间接地为我灌输了很多佛学知识，所以我一向把他视为我其中的一位师长。

在童年时期，我几乎每上床便会看到一些异像。每当灯灭了后，若是没有别人陪伴，我便会在黑暗中见到一幕一幕的残酷战争场面，这往往把我吓得不敢入睡。这种情况并不是梦境，而是在黑暗中清清楚楚看到的景像，就如身临其境一般真实，至今我仍不能解释这神秘的现像。为了避免看到这种异像，我每每央求家人陪我直至入睡，这样当晚便不会见到那种恐怖场面。脾气刚硬的我，当年默默地忍受这种恐惧及怪现像，从未向任何人透露。在多年后我才知道，童年每晚预见的原来是后来政治变动中的血腥战争场面。

在嘉绒的童年中，我曾不只一次发过一个感受很真实的怪梦，在梦中我身处现代化高楼大厦中，身旁的事物都是陌生的。当时的我不要说未到过有高楼大厦的城市，就连城市的图片也没见过。这个梦我后来在拉萨及印度也多次重复梦见。在后来见过世面后，我才知道梦见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建筑物。这个多次重复的清晰梦境，我自知必有其意义及预言性，但时至今天我已六十多岁，我对它仍然不得其解！

在我大约九岁时，外公大约是七十岁左右。有一天，外公宣布要闭关七天，其间不准家人入他的房间，但第二天家母却不知为何事跑进他的房内，只见外公的头有半边是黑的，另半边是粉红色的、犹如初生婴孩的肤色。在跟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外公的谈吐举止极为怪异，仿如重返孩提，后来却变回正常人一般，头部肤色亦变回如前一样。没多久后，外公便圆寂了，圆寂当天正是藏历佛陀成道圣日，亦即一九四四年的藏历四月十五。在外公圆寂时，由于我与他的感情极深，我因忧伤过度而一度晕死过去，几经急救才得以救活过来。外公圆寂时，有许多异像出现，天上同时出现很多道彩虹。在我长大后，回想外公往生前的奇怪情况，想来外公似乎本欲闭关七天修持某种延寿法门，却因因缘不足而被家母大意闯入房中而告失败了。这只是我们家人的推测，事实是否如此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外公一生精进修持，而且有极大的神通能力，我们凡夫之辈自然不可能完全了解个中原委。

在外公圆寂后，我便常常嚷要出家，但父母却因为我是长子而不愿我离开他们。当时在马尔康县城有一个一百二十岁的老妇，她长年闭关修持，被人视为一位有证量的圣者，能知道许多旁人不能知道的事情，所以受到当地民众的尊崇。她对我双亲说：‘现在老转世者圆寂了（指外公，即先世祈竹仁宝哲之转世），但你们家中另有一个年幼的转世者。这位小转世者必须入大藏寺出家，否则大藏寺的护法会示现忿力，这个小孩必将堕崖而卒！’。此后，家父与家母走访多位有神通及证量的大师，所有大师的预言与老妇所说的不谋而合。家父与家母迫于无奈，便只好把我送至堪萨仁宝哲洛桑占巴(LobsangJinpa，意为‘善慧布施’)大师处剃度。

堪萨仁宝哲曾任拉萨甘丹寺（格律派之祖庭，公元一四零九年由宗喀巴祖师亲建）蒋孜院之方丈，极有名声。他老人家在一九四五年的僧团结夏安居期间，在大藏寺堪康楼中为我一人特别举行剃度及授沙弥戒仪式，为我赐出家法名‘洛桑登度’（LobsangDhondup，意为‘善慧义成’）。这时候外公已圆寂一年多了，我时年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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