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鼠生儿的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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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怀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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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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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生儿的孝道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讲到这里,我们要向前的某些儒者、理学家、读书人告个罪了,他们的解释,又是错误的。他们说看一个人,他父母孩子的时候看他的志向,父母死了的时候看他的行为,三年当中,没有改变他父母所走的路线,这个人就叫做孝子了。问题来了,假使父母行为不端,以窃盗为生,儿子不想当小偷,有反感,可是为了孝道,就不能不当三年小偷去。这样,问题不就来了?如果遇到坏人的话,明明知道错,可推说:“孔子说的呀!圣人说的呀!为了作孝子,也只好做错三年呀!”这叫圣人吗?照这样讲,我就叫它是老鼠生儿的孝道哲学。为什么呢?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通吗?不通!这些问题,都出在过去的误解。当然,宋儒并不一定完全错,但像这种错的地方,我们要注意。所以古人说,读书要顶门上另有一只眼。中国宗教里有的神像,多一只眼睛,名为智慧眼。我们要用宗教家所谓的智慧之眼去看,就很容易了解了。
“父在观其志”的这个“志”,古人的文字“志”为“意志”之意,包括了思想、态度。我们都曾经作过儿子,都有这样的经验:当父亲、师长的面前,听到教训吩咐,口口声声称“是”,但背过身来,却对着同学、朋友,做一个鬼脸,表示不听。所以“父在观其志”这话,是说当父母在面前的时候,要言行一致。就是父母不在面前,背着父母的时候,乃至父母死了,都要言行一致,诚诚恳恳,非常老实,说不接受就是不接受;如果做好人,就要做到底,父母死了,于三年之内,无改于父之道,说得到做得到,经过三年这么久的时间,感情没有淡薄,言行一致,一贯作法,这就是孝子。
无所适从的礼俗
下面讲做学问的态度。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为什么讲学问讲到礼?这个礼,刚才提到了《礼记》。讲到礼,感慨良深!我们知道,中国人都自称“礼仪之邦”,现在很成问题。几年前,遇到人打恭,后来慢慢改成鞠躬,以后再加上一点军事化,将手举起掌近于眉,十五度的半鞠躬,以后改成两方面握手,又变成现在的点一个头,后来又变成翘一下下巴。现在我们中国人,见面施礼的动作,不知道是哪一套了。所以说,讲到文化,感慨良深。
文化表现在形态上,常有四样大类:“衣、冠、文、物。”我们在日本都还看到,日本人平常也穿西装,但是遇到皇室的重大典礼,还是穿自己制定的民族礼服。过去执政党在抗战以前,拟过一个关于“衣、冠、文、物”的文件草案,对国民的衣服,都有了规定,后来因抗战军兴,没有实行。
现在我们在礼仪方面,看见了人,刚说的五套礼貌都要来的,再加上在飞机场,还有抱一下,贴个脸,真可谓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又看结婚礼仪,过去拜天地,拜父母,后来改成文明结婚,新娘穿白衣服,这是我们过去的孝服;还有男傧相,拉纱的花童,这叫“文明结婚”。再后来,法律问题,写一张婚约,盖两个章,还加上证人,大有为离婚作准备的味道,现在更简单了,跟外国人结婚的,外国人穿上那种日本式的木拖板,就去结婚了。到法院公证处看看,什么怪样子的都有。
丧事上更看出来了,军乐队、西乐队、锣鼓队、笙箫队、和尚、道士,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出殡行列,什么都有,不伦不类。所以讲这个礼仪,我们大家要注意,为自己的国家建立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大家要起来做具体的研究。
此外,《论语》上的“礼”是社会秩序的礼,个人的礼。曾有一个学生给我的信上称“南老师”,我对他说,不知道你究竟写信给谁,因为我的孩子也在教书,也是“南老师”,你既不照中国礼法称名,也可照西洋规矩称“亲爱的某某”,只来一个“南老师”,“南”是姓氏,是通称;名是特称。在我们中国的礼貌,有事写信用通称,呼姓是不礼貌的。更滑稽的是他自称“愚生某某”。这个“愚”,本来是平辈稍长或长辈自成的谦词,“愚兄”、“愚叔”、“愚舅”等等。而他来个“愚生”,就不知道到底谁是谁的学生了。这是一般人看不起中国文化,不加以注意,所发生的许多问题之一。信不会写,礼貌不懂,不知道进退应对,不晓得席位尊卑。现代坐沙发,坐汽车,西方物质文明产品的使用,西方人也还是有西方人的礼貌、西方人的规矩,尤其学外交的人不能不懂。而现在年轻人常弄错,所以我们自称“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反省起来,是很难过的,非常沉痛的;为了国家民族,这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再讲到有子的话“礼之用,和为贵。”这等于礼的哲学。礼是干什么的?是中和作用,说大一点就是和平。这也就是礼的思想。人与人之间会有偏差的,事与事之间彼此有矛盾;中和这个矛盾,调整这个偏差,就靠礼。那么法律也就是礼的作用,法律的原则之下,理国乃至办事的细则,就是礼的作用。假如没有礼,社会就没有秩序,这怎么行?所以人与人之间要礼,事与事之间要礼,而礼的作用,“和为贵”,就是调整均衡。
“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中国文化中称先王,不是指那一个皇帝是先王,“先王”这两个字,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意思。所谓“王者望也”、“王者用也”这些注解以外,我们了解“先王”两字的精神,就代表列祖列宗。所以中国文化的先王之道“斯为美矣”,最了不起的,我们人文文化的建立比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更早。“小大由之”,无论大事小事,都要由礼的精神来处理,失去了礼的精神就不行,一定出毛病。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是讲相当矛盾的道理。我们经常看到“矫枉过正”四个字,“枉”是歪了,看见事物歪了,必须要矫正它;矫正得过分了,又是歪了。换句话说,不是向这边歪,就是向那边歪。总之“过正”就是歪。礼也是这样,要中和,过分的调节也不好。一个青年一点不懂礼貌固然不对,但他一天到晚都讲礼貌,太多礼了,人家就要误会他拍马屁,所以“知和而和”,对一件事,了解了它的中和之道,而去中和、去调整它。但过分的调整就错了,“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所以礼义的基本精神,是调节一件事物,中和一件事物,但是有一定的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又要重新把它调整。
上帝的外婆是谁
要研究中国文化,孔子所编的《礼记》是不能不看的。它是我国传统文化初期包罗万象的著作。以现代学术来讲,包括了哲学、政治、军事、经济、卫生、医学等各方面的学问。当然,是原则,不像现在分得那么细。所以《礼记》这部书,并不是只讲礼貌,我们的礼节礼貌,只是礼的一种表现而已。
中国文化的“礼”字,拿西方文化来讲,就是哲学。哲学大致可分两个范围,以中国道理来讲,一个是形而上的,一个是形而下的。所谓形而下的,是宇宙万有一切学问,都包括在内;形而上的,在中国人叫做“道”,在儒家思想叫“天”,“天道”也就是“本体论”。形而下的,在西方哲学,就是“知识论”、“人生的价值论”。西方哲学大概是这样分类的。“形而上”这个名称,来自《易经》,日本人翻译希腊哲学时,借用了《易经》上孔子所说的这个名词—“形而上者谓之道”。
什么是“形而上”?就是宇宙来源的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男或是先有女?究竟这个宇宙万有是谁创造的?宗教家说是一位主宰创造的。哲学家就问这个主宰是哪里来的?创造主宰的又是谁?假使创造主宰的是主宰的妈妈,那么主宰的外婆又是谁?哲学家是一路追到底的。讨论这形而上的道,就是“本体论”。“形而下”是讲宇宙万有形成以后的各种现象和各种知识。西方“本体论”的探讨,最早发源于希腊,也已经两三千年了。当时大概又分作两派,一派是唯物思想,一派是唯心思想。这个唯心与中国固有文化所讲的唯心,又不相同。讲到哲学,这个基本上的思想来源问题,首先要认识清楚,以免混淆。
后来哲学家认为:人为什么会知道宇宙的来源?是靠知识来的,靠思想来的,那么,思想的本身是不是靠得住?就先要研究了。于是产生了知识论。假使思想的本身都靠不住,那么用思想所了解的“宇宙的本来”,也是不完整的。这就是哲学的范围了。一直经历了上下几千年的这一学术,中国人根据日本人的翻译,叫它为“哲学”。
另外一部分是“人生哲学”—研究人的价值问题。
在西方哲学家看来,中国人没有哲学,至少过去中国没有像西方人一样,追究宇宙的本体。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文化这个系统是很严谨的,他们的哲学思想最初是宗教,宗教只教人信,而且是专制强权,绝不容许你怀疑。你想知道上帝怎么来的,但是你不能问,只要“信”就得救。哲学家说,你要我信可以,不过你要把那个幕拉开给我看看,我看到了以后,绝对信!这是哲学精神。
后来,因为哲学的发展,又形成了科学,科学家更进一步说,光看一下还是不行,我要摸到以后,我才相信的确有这个东西。所以由宗教而哲学,而科学,是今日西方文化发展的步骤。
中国人真的没有哲学吗?有!所有哲学是“人生哲学”。只讲做人伦理的道德,讲做人应该怎样。西方人认为我们没有哲学,过去我国的一些学者也跟着人家这样讲,是不对的。事实上,中国哲学思想,都包括在《礼记》、《易经》等书里面,而且最多了,不过须要大家努力整理。我国学者,在这几十年来,所整理出来的哲学思想,还是不够的,太不够了!而且有所偏。这还要我们自己温故知新,多向这方面努力。
现在,我们讲的重点:“礼”不光是礼貌、礼节,而且包括了形而上的哲学,和形而下人生上的一切运用。因此,下面就接到这一节了。
《三国演义》的幕后功劳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为什么中国文化提倡“仁、义、礼、智、信”?“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教人建立“信”?因“信近于义”,义者相宜也。这“义”字上表现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我们要注意“仁义”两字,“仁”字,凡是博爱、慈爱都叫“仁”,世界各国文化,都有“仁”的同义字;但中国的“义”字,英文、法文、德文,任何一国文字中都没有同义的字。只有中国文化中才有的。这个“义”字,有两个解释,儒家孔门的解释讲:“义者宜也”。恰到好处谓之宜,就是礼的中和作用,如“时宜”就是这个意思。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墨子的精神—“侠义”,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中国人有这个性格,为朋友可以卖命,我们中国人这种性格,有时候比儒家的影响还要大,为了朋友,认为这条命该送给你,没有关系,帮你的忙给了你,其他民族也有这种精神,可是没有这种定义。我们有这种文化,而且过去中下层社会普遍存在。这很重要,尤其一个国家在变乱的时候更明显,在抗战期间就看到,老百姓为国家民族牺牲的精神,非常伟大,就是中国文化的表现。有人说这是儒家孔孟思想影响的,并不尽然,其实是《三国演义》等等几部小说教出来的。所以中华民族能够有忠义之气,这是我们民族的特性,特别的长处,所以我们负责教育的,要留意这类问题。
这里“信近于义”的“义”,与墨子的“义”字,有相同之处。人为什么守信?答应的话,一定做到。所以我们历史上有著名“季布一诺千金”的故事。《论语》中的子路也是这样的人。“言可复也”,守信的人,不可讲空话,因为“言可复也”,讲了话必须恢复。什么是“恢复”?就是讲了的话要“兑现”。
“恭近于礼,远耻辱也。”礼貌的当中要恭敬。所谓恭,就是内心对事情的庄重认真,并不是看见人敬礼就是恭;虽然不敬礼,当朋友有困难的时候,那种无限关心的神态,不说出来就知道。所以人恭敬不恭敬,表面态度虽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内心的事。因此恭敬就是礼。人与人为什么要恭敬?“远耻辱也”,免得招来无谓的耻辱。“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因就是动机,中国文化:亲亲、仁民、爱物。“因不失其亲”,意思是人绝对无私是做不到的。(这个问题,将来会讨论到,中国文化中两个观念是由道家出来的,一个是大公无私,一个是绝对自私,两种极端思想,对我们而言都做不到的。而儒家则主张有限的自私。)举个例子,如果大家没有衣服穿,我弄到了一件,先给我的父亲穿,父亲穿了给我穿,等自己多一件时,再给别人穿。助人的心行,由近而远,渐渐扩及他人。“亦可宗”,像这个样子,也可以宗仰。
这些都是讲做学问的态度。然后再引用孔子的话: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说明学问的道理,并不是只读死书,而是注重现实人生中的作人处世。孔子说生活不要太奢侈,“食无求饱”,尤其在艰难困苦中,不要有过分的、满足奢侈的要求。与《乡党篇》孔子自己生活的态度、作人的标准是相通的。“居无求安”,住的地方,只要适当,能安贫乐道,不要贪求过分的安逸,贪求过分的享受。这两句话的意义,是不求物质生活的享受,而重视精神生命的升华。“敏于事而慎于言”,包括了一切责任、一切应该做的事,要敏捷—马上做。“慎于言”,不能乱说话。“就有道而正焉”,这个“道”就是指学问、修养。那么哪里叫“有道”呢?古人的书本,书本上就是“有道”,从书本上去修正做人做事的道理,这个样子就叫做好学。可见《学而》一篇,并不是说读书就是学问,前后好几处,都是这样证明的。
多才多艺的子贡
接下来讲子贡。我们特别留心这个人,上面也曾提到过,子贡在孔门弟子中,不但是学问家,也是外交家、政治家,以现代观念来讲,也是工商界的钜子。
读司马迁的《史记》,就可以看见一篇东西—《货殖列传》,《史记》这部书,在中国历史文化上,有了不起的价值。《货殖列传》就是讲商业家,讲社会工商经济发展的情形。中国文化在过去始终是轻商的,所谓士、农、工、商,商人的阶级,列在四民之末,为社会所轻视,而司马迁特别提出商来,写了这篇创作。以后中国的历史,才有《货殖列传》的精神,顺便也记载一般经商者的事。司马迁当时写《货殖列传》的动机,是认为工商社会的发展,是关系国家政治的命脉,不能不注意,可是当时不能如此明显提倡,所以他写了《货殖列传》。其中还包涵许多褒贬的微词。
司马迁有很多东西是创作,像他又写了《游侠列传》。在过去,人们认为游侠这一批人,作奸犯科—“老子拳头大”,就是那么回事。司马迁却特别写了《游侠列传》,他认为这些人在社会落伍的时候、动乱的时候,道德、道理、人情、法律都没有办法的时候,只有“老子拳头大!”一伸胳膊则没有事了,才可解决问题,所以他觉得这种精神,非常可取,就写了《游侠列传》。
《史记》这部书,研究起来很有趣,中国文化的许多精神,司马迁都在《史记》上点出来了。
我们讲子贡,牵涉到《史记》,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特别提到子贡这个人,非常了不起,乃至强调地说,孔子的学说思想,后来能够流传下来,端赖他的出力。
现在讲到学问的修养,提到子贡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这一段很值得注意的。以前一直讲学问,这一段则是描写有一天子贡问孔子的故事。有如电视上的一个短剧。
子贡说,老师!人穷了,倒楣了,还是不谄媚,不拍马屁,不低头;发财了,得意了,还能够对人不骄傲,何如?这个“何如?”若演起戏来,导演一定教演员作得意状。子贡这个时候,似乎认为自己学问修养做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错,很有心得了,心里在想一定可以得到老师的欣赏,给一个一百分,至少九十分,所以他这“何如”用白话来说是:“老师!你看看我怎么样?”那种自肯的味道,完全在这“何如”两个字上表现出来了。
我们都常听说“得意忘形”,但是,据我个人几十年的人生经验,还要再加上一句话—“失意忘形”。有人本来蛮好的,当他发财、得意的时候,事情都处理得很得当,见人也彬彬有礼;但是一旦失意之后,就连人也不愿见,一副讨厌相,自卑感,种种的烦恼都来了,人完全变了—失意忘形。所以我就体会到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个人做学问,只要做到“贫贱不能移”一句话—能够受得了寂寞,受得了平淡,所谓“唯大英雄能本色”,无论怎么样得意也是那个样子,失意也是那个样子,到没有衣服穿,饿肚子仍是那个样子,这是最高修养,达到这步修养太难了。所以子贡讲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确是不容易,很难得。可是孔子并没有给他九十分,只是“可也”而已。下面还有一个“但是”,但是什么?“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你做到穷了,失意了不向人低头,不拍马屁,认为自己就是那么大,看不起人,其实满肚子的不够;或者你觉得某人好,自己差了,这样还是有一种与人比较的心理,敌视心理,所以修养还是不够的。同样的道理,你到了富而不骄,待人以礼,因为你觉得自己有钱有地位,非得以这种态度待人不可,这也不对,仍旧有优越感。所以要做到真正的平凡,在任何位置上,在任何环境中,就是那么平实,那么平凡,才是对的。所以孔子告诉子贡,像你所说的那样,只是及格而已,还应该进一步,做到“贫而乐,富而好礼。”安贫乐道。安贫就非常难,孔子在下面就有“君子,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的话。所以有些朋友很了不起,很清高,聊天时常常问起:“你看我这个人怎么样?”我说:“我个人不完全同意你,你是很清高,不过有一点苟求清高。”一个人是应该清高的,但有人是苟求清高,或者为了标榜自己清高,因此只好忍痛牺牲。那就大可不必,这就不平凡,不平凡不是真涵养的精神。因此孔子告诉子贡,要安贫乐道,要平实,他说仅是做到不骄傲,不算好,还要进一步做到好礼,尊重别人和爱人。
富而好礼的方面,我们与工商界人士接触就看得出来,社会上的有钱人,有的非常讨厌,不学无术,一开口庸俗不堪,所以富有不一定好礼。好礼不一定仅仅讲礼貌,而是在学问做人各方面随时虚心求进。假如一个真正富有的人,能够不断追求学问,不断讲究做人做事的道理,实在了不起。有的人事业成功了以后,往往亲朋间脱离了关系,这是遗憾的事。
讲到这里,再看下去,知道子贡是服了老师,孔子是了不起的,所以子贡提出了一句话来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这个诗是古代的诗,谁作的呢?前辈古人作的,当时流传很广。“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八个字是引用古诗里的原句。这诗是讲做玉石的方法,如花莲的玉石,最初是桌面大的一块石头,买来以后,先将它剖开,里面也许能有几百个戒指面,也许只有十个八个也说不定。做玉器的第一步,用锯子弄开石头叫剖,也就是切;找到了玉,又用锉子把石头的部分锉去,就是第二步手术叫磋;玉磋出来了以后,再慢慢地把它雕琢,琢成戒指型、鸡心型、手镯型等一定的型式、器物,就是琢;然后又加上磨光,使这玉发出美丽夺目的光彩来,就是磨。切、磋、琢、磨,这就是譬喻教育。一个人天生下来,要接受教育,要慢慢从人生的经验中,体会过来,学问进一步,工夫就越细,越到了后来,学问就越难,所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这句话大有推崇孔子的意思,好像说:“做学问还要像玉一样地切磋琢磨,我懂了。”那么孔子答复他了,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赐是子贡的名字,孔子说你懂得这个道理,现在可以开始读书了,也可以开始读诗了,因为我刚刚提示了你一个道理,你自己就能够另外推演出别的道理来。这表示了一个人的天分高,拿现在的教育来说,是教了一个原则,其他就可以自己类推了。
诗的人生
不过这句话研究起来有一个问题,是诗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在文学的境界上,有一个演变发展的程序,大体的情形,是所谓汉文、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到了清朝,我认为是对联,尤其像中兴名将曾国藩、左宗棠这班人把对联发展到了最高点。我们中国几千年文学形态的演变,大概是如此。
今天中午有位学者,谈到很多人写作的东西,他说过去看了一些作品,马马虎虎过得去,还不注意。现在看一些作品可难了。他这话是真的。有些人有文学家的天才,随便写几句,从笔调上一看,就知道他在文学上一定会有成就;也有的人力学一辈子,也不能变成文学家。虽然写文章写得蛮好,但是他到不了那个程度,怎么下工夫都无法突破他们自己的那一个极限,他的文章始终只是一个科学家的文章。所以看科学的书,没有办法看得有趣味。我曾经对学生说,你教化学的,如配合文学手法来教,会比较成功。科学本身很枯燥,所以最好把它讲得有趣味,比如对一个公式,先不要讲公式,讲别的有趣的;最后再说明这个有趣的事,跟某一公式的原理是一样的,听的人就可以贯通。结果有几个学生用这个方法教,的确很成功。但现在中国文学正在剧变当中,还找不出一个法则来。
至于诗,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人不是在小学(不是现代的小学)就开始学诗的。每一个人都会作诗,不过是不是一个诗人,是另一个问题。有人问为什么我们对诗的教育这样重视,这是个大问题。下面第二篇《为政》里就有一个要点,说明这个道理。一般人通常认为,作诗就是无病呻吟,变成诗匠。从前也有人打趣这种诗,所谓“关门闭户掩柴扉”,关门就是闭户,闭户也是关门,掩柴扉还是关门。平仄很对,韵脚也对,但是把它凑拢来,一点道理都没有。这就是无病呻吟,这样的文学,实在有问题,都变成“关门闭户掩柴扉”了。过去还有一个笑话,在几十年前,有一种所谓“厕所文学”。在江南一带,像茶馆等公共场所的墙上,乱七八糟的字句,写得很多。这些字句,无以名之,有人就称它为“厕所文学”。有人看了这些文字,实在看不下去了,也写了一首诗,这首诗也代表了中国文化中文学的末流。原句是:“从来未识诗人面,今识诗人丈八长,不是诗人长丈八,如何放屁在高墙?”这是当时批评“厕所文学”的滑稽之作,像这类衰败的情形,我们现在看来很平常,但当时却很严重。所以当年国父不得不提倡革命。那时文学、文化的问题,是非常严重。那些无病呻吟的诗,衰败的东西太多了!像这一类含义的笑话,实在太多。所以后来“五四运动”的时候,要打倒旧文化,固然打错了,可是这个错误的实在,也不能完全由当时动手打的人担负起来。这个错误是在那个时代,历史的包袱给他们的压力而造成的。
这里孔子对子贡说的话,点出了“诗”的道理是什么,作诗学诗的人,并不光是想当一个诗人,否则当诗人就要被骂“如何放屁在高墙”。所以诗的目的,并不是专搞文学,其中所含的道理非常重要。关于诗的文化,孔子在下一篇说了,在这里他告诉子贡,读了诗,并不是教你变成一个酸溜溜的书呆子,一定要“告诸往而知来者”。岂但作诗,我们读历史也是一样,我们为什么读历史?现在大学里的历史系、历史研究所的研读历史,虽然拿到好成绩,但对做人做事,一点用处都没有。我们中国人过去读历史,主张要学以致用,它的精神就是“告诸往而知来者”,懂了过去就要知道未来,这也就是诗的精神。
到了最后,是这一篇的结论了。大家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来,《论语》第一篇《学而》篇的开始:“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你看这一篇文章又是怎么作结论?恰恰好头尾相顾。最后一句怎么说呢?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这是《学而》这一篇的精神所系。他说一个人不怕人家不了解你,最怕你自己不了解别人。这就归结了那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大概人们都有的一个通病,就是总觉得自己了不起,往往我们说错一句话,脸红了;但三秒钟以后,脸不红了,自己马上在心里头找出很多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错误,认为自己完全对,再过个把钟头,越看自己越对。人,就是这样,所以人总怪人家不了解自己,而对于自己是不是了解别人这个问题,就不去考虑了。所以《学而》这一篇的宗旨,最后的一点,以本篇第一节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为重点。这个结论的重点就是你为什么在心中怨恨?不要怕人家不了解你,最重要的是你是否了解别人。于是这一篇作学问的目的,到这里得到结论,整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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