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底峡尊者，是对西藏后弘期佛教贡献最大的印度高僧。因此，西藏史料中自然不乏关于他生平事迹的记载。民国初年，法尊法师从《迦当宝典》(bKa' gdams glegs bam)和《迦当宗派源流》(bKa' gdams gsar rnying gi chos 'Byung)二书，摘译出《阿底峡尊者传》。在现存的华文文献里，这部译传实为研究阿底峡生平最完整、最珍贵的数据。美中不足的是，法尊忽略了藏传史料中可能会有些讹传和渲染的成分；因此由他摘译而成的传记，也难免会有这些缺憾。此外，有关阿底峡的事迹，《青史》(Deb ther sngon po)和《佛教史大宝藏论》(Chos 'Byung gsung rab rin po che'i mdzod)等藏文史籍也都保留了一些。在西文数据方面，2500 Years of Buddhism一书译有阿底峡的略传；Atisa and Tibet一书，更对藏文史籍中的记载提出许多质疑，并进行严密的分析与批判。
为了便于了解《难处释》的来龙去脉，笔者综合参考上述诸籍，重新作了一个略传；约略介绍阿底峡的时代背景、出生、修学、出家和赴藏弘法的事迹，并且尽可能述及《难处释》中所提到的地名、人名、经论名称和教法术语。这样，史传与教法思想二者才能互为表里，相得而益彰。最后，笔者将分类列出阿底峡丰富著作的一部分，并循此管窥这位高僧修持和思想的宗趣。
一、时代背景
印度佛教发展到第八世纪中叶，因为受到崇信佛教的波罗(Pala)王朝诸王的大力支持与守护，在尊者的故乡，也就是今日的孟加拉国和碧哈(Bihar)等地非常兴盛。开创波罗王朝的瞿波罗王，在欧丹多不梨寺或称飞行寺(Otantapuri)的附近，兴建了那烂陀寺(Naranda)。曾受藏王赤松德赞邀请，而前往西藏弘扬佛法的名中观与因明学者寂护，就曾经担任过那烂陀寺的主讲。
继后，达摩波罗王又在摩揭陀(Magadha)北面恒河岸边的一座小山顶上，兴建了超戒寺(Vikramasila)，并规定由此寺的寺主兼管那烂陀寺。超戒寺的中央，是与大菩提像相等的佛殿，周围建有密宗的佛堂53座，一般的佛殿54座；总计有108座佛殿。由于国王的护持，这个寺院建成以后，就逐渐取代了笈多王朝时代那烂陀寺的地位。到十三世纪初被回教徒摧毁为止，它一直是全印度僧教育的重心所在；从这里栽培出来的佛教俊彦不计其数。尊者出家以后，也曾经在超戒寺中学习并成为该寺的住持。不仅如此，它还可以称得上是一所东南亚的国际佛教大学；许多西藏、苏门答腊、爪哇、尼泊尔、中国、西藏等地的佛教学者，都千里跋涉或远渡重洋，负笈来此求学。尤其是西藏佛教后弘期的译师，大都出身于此；所译出的典籍，也大半是当时超戒寺里名学者的论着。
此外，达磨波罗王还兴建了新苏摩补梨寺(Somapuri or Traikutaka-Vihara)。著名的般若学者狮子贤，曾经在这里讲学、著述。狮子贤和他的首座弟子佛智足(Buddhajnanapala)先后被达磨波罗王尊奉为上师，广弘以《现观庄严论》为主的般若学和《吉祥密集》。佛智足还略说“事部”等上三部瑜伽，广说《幻化网》、《诸佛平等瑜伽》、《月密明点》、《忿怒文殊》等内五部和《密集》。这些密典的名称，在《难处释》“密咒乘”里都一一提到过；可见它们在十一世纪仍然流行着。此外，寂护的高足莲花戒，这时也相当活跃。
波罗王朝的第三代国王，是提婆波罗王(约815～855在位)。在《难处释》“密咒乘”里，曾经提到他与佛智足的关系。提婆波罗王非常英明；他在位期间，军队北抵冈波伽(Kamboja)、南达文德稚山(Vindhya)，版图几乎包括了全印度。而这时的大乘佛教，也顺势深入了南洋群岛。其实，在这之前，大乘佛教在苏门答腊(或称金洲，Suvarnadvipa)和爪哇岛上就已经非常盛行了。这一点，可从义净曾在苏门答腊学习三年梵语的事实，和无行、法朗、慧日三位法师到过南洋学习密教的记载得到证实。不过到了提婆波罗王以后，在印度与南洋之间，大乘佛教的交流似乎更为频繁。在那烂陀寺发现的提婆波罗王时代的铜币上记载：此王曾赐赠苏门答腊王——巴拉普陀提婆
(Balaputradeva)四个农庄，用以维持该王在那烂陀所建的寺院。阿底峡的恩师金洲法称(Dharmakirti)，年轻时也曾经游学印度多年；学成以后才回金洲，安立如来正法的灯幢。由于印度与苏门答腊之间的密切交往，使超戒寺的学风得以顺利拂及爪哇群岛；而这个因缘似乎也助长了雄伟壮观的波罗浮图(Borobaudour)千佛坛的石造建筑。此后的一个世纪间，密教在苏门答腊和爪哇岛兴盛的情形，较之印度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否则，一百多年以后，德学兼优的阿底峡又何必远渡重洋到这两个岛上去参访明师呢？
提婆波罗王在位的时期，印度流行的密法有：“胜乐”、“喜金刚”和“降阎摩尊”，也有人修《文殊真实名经》而获得成就。
其后，相继有两位波罗王执政。著名的因明家法胜(Dharmottara)和法友(Dharmamitra)，大约出生于此一时期。接着，又有中观应成派的学者马鸣（rTa dbyangs）和智称(Jnanakirti)出世。这时流行的密典是：《吉祥最胜第一》、《金刚甘露续》、《诸佛平等瑜伽续》和《时轮续》。继后，又有杰大里(Jetari，胜敌)出世。他博学多能，通晓五明，著作丰富，曾获波罗王赐与超戒寺班支达的学位。
在摩西波罗王(约988～1036)继位之前，开始传出了超戒寺有“六贤门”——六位足以独当一面以御外道论难的论师。“六贤门”中，东南西北门的守护者依次为：宝作寂(Ratnakar asanti）、智作慧(Prajnakaramati)、语自在称(Vagisvarakirti)、那若巴(Naropa)。那若巴当了几年北门的守护以后，改由上座菩提贤(Bodhibhadra)继任。此外，坐镇中央的第二大柱，则是智吉祥友(Jnanasrimitra)。这几位大学者都有著作传世，也都是阿底峡曾亲近学习的师长。
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得知：从阿底峡出世前两个世纪开始，一直到阿底峡觅师学法的这段期间，即摩西波罗王一世在位时，印度乃至南洋苏门答腊、爪哇各岛的大乘显密教法皆已非常兴旺。而阿底峡的家乡孟加拉国，更是硕学群集，修士备出，盛极一时。在这么殊胜的学习环境中，如果有人勤于修学佛法而又善根深厚，岂不是很容易被陶铸成教证双全的伟大宗教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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