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身处逆境，正信弥坚

四．身处逆境，正信弥坚

一个扭转乾坤、翻天覆地的新时代到来了。普陀山的僧人一批批被勒令回原籍从事生产劳动，达缘师被撵回了他的出生地枫泾镇。

而在枫泾镇，远近不少寺院的和尚也被赶走了，一个个寺院成了空壳子，有的成了合作社、互助组的粮食仓库，性觉寺的一部分房舍被用作了兽医站。所幸达缘师在当地人缘好，他带着几个没走光的僧人，住进了性觉寺兽医站边上的几间空屋里，终日不出大门一步，低头弯腰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肃反”运动时，有人检举达缘“勾结土匪”，所谓证据，就是解放前土匪抢劫性觉寺时他怎么偏偏不在？他被肃反机关抓了起来，差点枪毙掉，幸亏后来土匪被抓住了，这才把他给放了。

农业合作化、工业“大跃进”、亩产“万斤田”，吃饭不要钱……猎猎红旗，在神州大地上迎风招展，好一幅鼓舞斗志的动人图画。可是吃饭不要钱的日子没过上几天，百姓的日子就越来越难过了，来门前要饭的也日渐多起来，传言有些地方还饿死了不少人呢。目睹苍生受难，达缘师心中大为不忍，他像自己年轻时那样，宁可自己饿瘪了肚子，把配给的粮食和粮票节省下来，给要饭的吃上半碗饭。

一九六四年，一场名为“四清”的运动在城乡各地蓬蓬勃勃开展起来。派往枫泾的“四清”工作组，大多是外来人，他们对待弥陀可不像本地人那样温情尚存。他们十分惊讶，别处寺院，和尚早就回家种地的种地、讨老婆的讨老婆去了，怎么这儿还有这么些人在过“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生活”？他们勒令性觉寺全体出家人：全部解散，一个不留!

此时，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达缘师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给每个离开寺院的僧人一袋米、一双鞋和一份盘缠，让他们好自为之、各奔东西吧。

达缘本人作为性觉寺的当家人，被工作组圈定为“四清”重点对象，一下子想走还不让走呢。

工作组经过一系列内查外调，发现达缘有不少“过房儿子”。所谓“过房儿子”，那是由于新时代不准僧人收徒，而暗中想来弥陀跟前皈依三宝的人又不少，他就以认“过房儿子”的名义，将这些跟佛法特别有缘的人收为自己的弟子。

工作组推断，一个“不劳而获”的出家人居然有那么多“过房儿子”，经济上一定存在重大问题吧？

他们把达缘叫来审讯：“你老实交代，你一共有多少个‘过房儿子’？”

达缘师不知就里，掰着指头数来数去，实在数不清，就据实答道：“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真的不知道，因为太多了，我也记不过来了。”

“那么，有没有一百个？”工作组讹了他一下。

“一百个？那不止。”达缘师想也没想，傻乎乎地回答。

“有没有二百个？”工作组心中暗喜，讹术成功了。

“二百个？也不止。”

“那么，有没有三百个？”

“三百个？也不止。”

“那么，五百个有没有？”

达缘师没马上回答，显然正在心里做加法吧。

工作组说：“既然这样，就算你五百个吧。”接着又问：“每个过房儿子是不是都要孝敬孝敬你呀？”

“他们来看我的时候，有的会带点米呀、黄豆呀、花生呀等自己种的东西，有的还带来点老布呀、扎的鞋底呀，有的……”

“好了好了，他们送你的东西，平均起来，一个人五块钱有没有？”

“有。”

“好。那就算每个人给你五块，五百人一共二千五百块。你一共要退赔二千五百块!”

达缘师这才傻了眼，他哪有那么多钱来赔给工作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二千五百块可不是个小数字!他只好卖掉了家里的全套红木家具，才凑齐了这笔钱。

消息传出去，尽管是在那样一个人性扭曲的年代，枫泾镇上很多人也按捺不住了，纷纷跑到工作组去为弥陀抱不平：“我们都知道弥陀是天底下最老实、最不沾人便宜的人，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来责罚弥陀？你们认定弥陀拿了每个过房儿子五块钱，可是每个过房儿子到他这儿来，他都要请吃饭、送东西，结婚的时候还要送礼，他拿出去的远远不止五块钱!”

俗话说众怒难犯，何况来帮弥陀说话的，绝大多数也都是阶级队伍内部的人呀!工作组不得不把收缴的钱还给了弥陀。不过，弥陀家里那套雕龙刻凤的老式红木家具，可就再也回不来啰!

“过房儿子”的风波算是平息下来，不过，在工作组干预下，就像性觉寺里已被撵走的那几个僧人一样，达缘师最终也没逃脱被撵出寺院的命运。

一九六六年，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更大的浩劫来临了。

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的阵阵语录声中，红宝书的光芒将东西南北染得一片血红，在“大破四旧”的战斗号令下，中华民族一切传统文化被斥为垃圾与糟粕，枫泾镇上各所寺庙里的佛像供台等等，被激情高昂的红卫兵、造反派砸得稀巴烂。曾被用作兽医站的性觉寺，这次又被狠狠地折腾了一番，寺院里的木头佛像竟然被劈开来当柴烧。再后来，这里又被用作了党校，再后来，又被用作了一家织带厂的厂房。

弥陀，虽然“四清”时已被赶出寺院参加劳动，这回依然难逃劫难。因为“出身不好”，因为父母是“地主阶级”，他被说成是“剥削阶级”、“反革命家属”，说他用“封建迷信”毒害人民，说他“整天笑眯眯的比毒蛇还要毒!”他以前的栖身之地性觉寺被描绘成是“反革命联络站”，受到革命群众的严厉批斗，他的经书、戒牒被抄出来付之一炬。他以佛法中的忍辱心对待别人泼在他身上的脏水，不驳不辩，默然处之，有一次批斗会结束后，他还主动跟刚才污蔑他比毒蛇还要毒的一位团支书握了握手!

在那个人妖颠倒的荒唐年代里，不断有人逼迫达缘还俗，甚至异想天开要把尼姑和他关在一个屋里“配对成亲”。对此，达缘师实在不肯苟同。多年后达缘师回忆起这段恶梦般的经历时说：“当时确实有不少出家人还俗了。他们要我还俗，我坚决不答应，当年父母逼我结婚，我逃走出家了，这么多年都过来了，要成家早就成家了，如果我‘文革’还俗了，那岂不是对不起我自己，对不起祖师，也对不起我的父母啊!”

一次又一次批斗会开完后，造反派勒令他去麻袋厂接受监督劳动。

再往后，又叫他进镇办化工厂劳动，接受领导阶级的教育改造。厂里先叫他干杂务工，样样活都叫他干，后来叫他和另一个地主出身的小伙子搭档，在一个旁人都不愿跨进一步的车间里，把几种带有毒性的化学原料投合在一起进行搅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烟雾，却没有任何劳动防护措施。在那个非人的年代里，有谁会对地主子女、和尚尼姑这类黑几类分子施与一点人道的同情呢。

这一干就干了好些年。

在化工厂里，他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当个好工人。虽说他干的活毒性很大，对健康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他并不退缩，也不偷懒，有空就心里念佛，祈请韦驮菩萨保佑。他还不肯闲着，别人休息了，他还拿把扫帚打扫卫生。看见镇上有两个“五保户”没人照顾，他就主动上门，帮那两个老人买买煤球，扫扫地，擦擦玻璃窗，有时该要陪老人上医院看病。

他依然吃素，但从来不对别人说。去食堂吃饭，只买一盆素菜，别人跟他打趣，说他要省下钱来娶媳妇，他也不置可否，嗯嗯哦哦含混过去。有位厂领导听说厂里有个工人不吃肉，随便怎么也不相信，就叫一个炊事员在打给他的素菜下面放了一块红烧肉，看他吃还是不吃。只见他吃饭吃到一半，发现了那块红烧肉，就拨拉出来给了坐旁边的一个工人。在那个年代，居民逢年过节才能凭票买一点肉食，食堂也罕有大块肉供应，那位工人凭空得了弥陀送给他的一块肉，乐得不知说什么好。

他依然坚持早晚拜佛，当然也只能偷偷摸摸地拜。早上在宿舍里磕头，没有佛像，没有檀香，点一支卫生香。隔壁人家说，“他一个人在屋子里扑腾扑腾搞什么呀？”吓得他连卫生香也不敢点了，怕引起别人注意。夏天从来不敢开窗，拜得大汗淋漓。下了班，若车间里没人，就在车间里拜佛。有一次他刚磕完头，汗津津的，喘息未定，有人进车间来拿东西，见他一个人呆在里面，不禁顿起狐疑：“这个人在搞什么鬼？黑洞洞的电灯也不开？”他吓得不知说什么好，气都喘不过来了。好在那人没深究下去。

“文革”后期，达缘师有一次遇到以前海安寺的当家，跟他说起，天目山的菩萨怎么怎么灵验，俩人就相约了，积几天厂里的调休单，一起去天目山拜菩萨。乘车到杭州后，那时还没车可乘，就靠步行，走到一个岔路口时，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往左走了几步，他忽然觉得有点头晕，连忙折回，往右，没事，于是就一路走下去，最后来到东天目，来到昭明寺遗址前。只见庙宇颓败、房舍破烂，寮房里住进了拖儿带女的农民兄弟。他俩点上自己带去的卫生香，在昭明寺遗址台阶前叩了三个头。忽然，前面石板上传来“啯啯”两声，像是青蛙叫，又似木鱼声，这两下啯啯声令他心里猛地一惊。当时正值十二月，天气寒冷的冬季，哪来的青蛙呀？他闭目凝思，答案显示出来了……他马上双手合掌，默默地发愿：韦驮菩萨，他日等我重新穿上袈裟，一定来这儿修复您的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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