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佛遗留下的神秘草扇

活佛遗留下的神秘草扇

我最近从各方面证实，活佛是圆寂在已故仰光闻侨陈清韵先生家里，并探听陈清韵先生的九公子建福君家里供设有活佛‘舍利’塑成的佛像，乃邀约善友自由日报经理吴管书君一同到仰光第五条街去访建福君，藉以探问活佛生病以及圆寂各种情形，一连访晤数次，建福谈说的非常详细，他说：‘那时我只有九岁，家父原本是信奉天主教的，同出家和尚一向不往来，只有妈妈一个人信佛，因为妈妈带著我大哥的哑叭儿子，去金塔拜见活佛，喝了活佛画的神水会说话了，因为这个原故，爸爸才信佛，拜活佛为师，我们一家差不多都做了活佛的弟子，活佛同我家有缘，尤其欢喜我，活佛未生病之前，我常同著爸爸妈妈上金塔去拜见他，后来活佛在塔上脚背生疮，爸爸妈妈把他接到家来调养，我是天天同活佛在一道，那时我家是住在十七条街，他住在我家里，显得很快乐，每天讲道说些佛教故事给我听，活佛死在我家里那一幕情景，至今尚映现在我的眼前，他是在冲凉房里立著死去的，那个样子我永远忘不了，平常人家问他多大年岁，他从不告诉人家，在他快要死的前几天，才说出来，我才晓得有八十四岁，他不但是我的皈依师傅，而且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哩！’说著，走到神龛前，在供桌玻璃盒中取出一柄很奇形怪状的扇子给我看。

当建福君出示那柄草扇，又说出一段类似神话的故事，我不妨也把它写出来，因为这是一个新发现，建福君说：‘活佛在刚要圆寂的前几天，把我叫到面前说：‘弟子，我这个穷师傅一生不蓄长物，身边只有这个草扇，是我自己做的，今天送给你，因为我看你心地良善，是个有福的人，所以我才交给你，作为师徒的纪念，可是，你必须记住，你不论走到那里，千万不要把它抛弃，一定要携带身旁，睡觉时，可以放在枕头底下，自然会保你平安。”活佛圆寂后，我不时拿著这柄草扇玩耍，心里觉得见到扇子，就好像见到活佛一样，也把扇子当作是活佛一样。

接著又说：‘上次日军侵缅之时，仰光地方不时遭日机轰炸，那时我家仍住仰光市区，一次，日机又来狂炸仰光，不幸有一颗炸弹落在我家屋顶上，当时我正在家里，家里另外还有九个人，炸弹落下之后，当即爆炸，那时我被炸弹的威力震昏了，倒在地下，待我醒后，屋里那几个大人小孩，全被炸伤了，只有我一人不曾炸著，大家保全这条命，全靠活佛这柄“草扇”，因为有这个原故，所以我们家里把这柄扇子同活佛舍利塑的佛像供设在一处，早晚香花供奉，表示我不忘活佛的恩德。’

我听到说那柄草扇有如此的灵感妙用，顺便拿在鼻头上嗅了一嗅，怪了！我嗅到扇子上有一股很浓香味，不是花露水香，也不像檀香，别有一种味道，我闻到那股香气，心里觉得非常清凉，同去的吴君嗅后，也辨别不出是何种香味，建福君说：‘扇子上老早就有这股香味，’这又是一件奇事！活佛已经圆寂了二十五年，扇子上何以至今还有香气？令人想不透！接著建福君又告诉我一件奇事，他说：‘这柄草扇不但是上面有这股香味，它另外还有作用哩？’我问：‘有甚么作用？’他说：‘我家里小孩们，若是遇有伤风头痛肚皮痛的小毛病，只用这柄草扇扇几下，病就痊愈了。’真是越说越奇了！

我把那柄草扇拿在手里仔细看了好久，它的样式是扁圆的，并不大，像古时代的宫扇差不多样子，其形状与济公活佛拿在手里那个‘芭蕉扇’相像，不过扇柄特别粗大，要一个巴掌才捏得稳，扇面，是一层谷黄色的薄绸包缝著，用手指一摸，里面包的好像是草，据建福君说：‘这柄草扇，是活佛住在金塔上时，他亲手用针线缝成的。’这个物色，就算得是活佛遗留在人间唯一的纪念品了，难怪建福君把它当作珍宝般的藏著。

廿二、活佛宏名震慑恶犬

这是最近今年五月间发生的一件事，说起来，也算得是个笑料的故事，出生这个故事的地方，就是在仰光大金塔脚下。请听我慢慢道来：原来作者在数年前认识得仰光华侨中一个在家学佛的男居士，他就是沉玉玺，现年五十岁光景，是一位工程师，他在仰光住了很多年，社会上一般侨胞们多熟识其人。

这位沈居士，他算与佛有因与佛有缘，他于民国二十年间，就在仰光皈投佛门，正式做了三宝皈依弟子，他颇有宿根智慧，自从发心学佛之后，就专好研讨佛经，终日手不释卷，因之，他对佛法能生起正知正见，他从皈依三宝那时起，就断绝荤辛，一心食素，他的父母妻儿眷属，都居留在大陆铁幕中，只有他孤身一人住在缅甸，在作者眼光看来，沈居士这个人，他简直是个‘在家和尚’。

这话何解呢？他虽然穿著的是俗人衣服，干的是在家人的活计，头上蓄有头发，可是，他的精神和生活内容，却完全像个出家和尚，他吃的饭食，那不用说完全是‘吃斋’，他每天照例也订有早晚二时念佛拜佛的功课行持，也同出家和尚一样，数十年如一日，不计怎样忙碌，他的佛课是不间断的，至于说到他对佛教的信心，确实虔诚极了，‘见佛必拜，见僧必揖’的两句话，他是真正做到，遇著有道行的高僧，他一定是要爬在地下磕几个大头，他的生活品格是那样清净，不吸烟、不饮酒，不赌博、不看戏，也不近女色，普通在家人的嗜好，他是一点没有，他的生活是有规律的，按步就班，从来不荒唐，他做工赚来的钱，按月除了寄一份回去赡养他家里老小之外，剩余部份都是烧香散花，印经书送人，全用在佛法僧三宝身上，他虽然是一个在家信徒，却不忘佛训，如法修特，在人面前从来不说一句妄语，不挑拨是非，与出家人打交道，也绝不道论和尚们的过失，看见和尚‘打无明’，他只在旁边念‘阿弥陀佛’。

沈居士这个人，称得上是一位正知正见的在家护法居士，是个真正发心学佛的人，在他身上是看不到有丝毫迷信气派，只见他在三宝面前修福修慧，供养布施，他从不在和尚身上揩油讨便宜，他常读佛经，深明因果，除了虔诚修持之外，他并且还怀抱有宏法救世度人的悲愿，因为他限于生活环境，对宏扬佛法的事不能有大的作为，他就不时抄录佛法上的公案典章，写些小品劝世文章，用各种不同的笔名发表在报章杂志上，只一心注重‘实相功德’，劝人信佛学佛，不贪虚名，在家人这样修行菩萨道，确实难能可贵。凡是中国寺庙有建筑工作，他都是尽心尽力帮助服务，任劳任怨，也不计代价，而且他常年与出家和尚们混作一团，有时还住在寺庙里，把寺庙当作他的家，所以我说沈居士这个人，他是一个‘在家和尚’，这话，我不会说错吧？

沈居士他现刻是落住在大金塔下一家中国十方观音寺里，因近来天干，寺里缺水，他每天下午做完了工，必须要到寺外去‘冲凉’，这个‘活佛宏名震慑恶犬’的笑话故事，就出在他‘冲凉’的上面，因为他每天‘冲凉’，一定要经过巴罕地方一座缅庙，一天傍晚时光，他‘冲凉’之后回庙时，刚走到缅庙门前，突然庙里窜出四只又高大又肥壮的恶狗，团团把他围了起来，一面狂吠不算，还一齐跳跃起来！现著凶恶样子，张牙舞爪向他猛地扑来，要咬他，这个突如其来的惊险，他是不曾防著的，手中既没有带棍枝可以应付那群恶狗，躲避又不得，他这一急非同小可！因为他平时对‘金山活佛’——妙善大师，是非常崇拜的，当时他在惊惶恐怖的当中，忽然想起了‘金山活佛’，乃马上丢下‘冲凉’的毛巾肥皂，双手合掌，紧闭两眼向空中喊叫一声‘金山活佛’啊！怪！怪！真怪透了！那四只狗正跳起要咬他的时候，听得这一声佛号，像受到催眠似的，马上一齐都爬在地下了！再看，一个一个都夹起尾巴贴贴服服地跑进庙里去了！噫！这一句‘金山活佛’，真是解救了沈居士的危急，不能不说是一大奇事。

第二天，沈居士特别跑到我的住所来欢欢喜喜告诉我这个笑料故事，绘声绘色的讲说了一篇，他说：‘当时在那种危急关头，若不是称念“全山活佛”，我一定不免被群恶狗咬伤，险极了！险极了！想不到“金山活佛”有如此威灵，念他一声名号，居然恶狗听了都被震慑，真是不可思议！’作者认为这件事，完全是沈居士在佛法修持上与信念上所得到的感应。

尾语

本书中所写各节，全是根据事实，无一句诳语，其中大部份是我本人亲见亲闻的事，我写完这篇文字，颇有几点感想：一、佛教由印度传入到中国，已经将近两千年了，在它的历史里程碑上，发生过许多奇迹故事，过去时代，到中国宏法的梵僧，和中国本土的出家众中，出生了不少神异高僧，大藏中至今还保留著他们丰富的事迹材料，‘神僧传’一书，有九卷之多，前后共计有一百八十八人，如摩腾，法兰，安世高，僧会，朱世行，诃罗竭，耆域，法朗，佛图澄，佛调，法慧，道安，昙猷，慧远，鸠摩罗什，佛陀耶舍，杯度，道生，宝公，宝志，法显，寒山子，蚬子和尚，窥基等，都是灵异玄妙令人不可捉摸的人物，他们多是用灵异方法感化帝王大臣长者居士，而行佛事。晚近以来，这类神僧少见，偶而出生这样的人物，人们因为少见，多目之为怪，其实，佛教中凡在佛法上有大行持得大受用真修实证的人，他是另有一种不可思议境界，其灵异玄妙之处，也是必然有的现象，不能算奇特。其次，观金山活佛一生的神异事迹，可以认识到他是有修证的，他的许多不近人情的动作，都是含有佛法意义，比如他逢人便磕头，是行的“法华经”中常不轻菩萨行，‘我不轻汝等，汝等皆当作佛’；他不欢喜字纸，是破除文字相，所知见；他吃地下乱七八糟东西，是表示不垢不净；他把钞票当作字纸捏成团塞在口里，是破除人们的贪心；他冬天穿单衫，夏季著棉袄，是教人不要爱恋色壳；他逢人自称弟子，是降伏人们贡高我慢心；他身边无长物不使用金钱，是表示解脱。凡此等等，皆是显示佛法妙义，常人不知，当作是怪，那就错了！看他的行藏，多半是四沙门果中人，但是属于那一果位那就不敢妄断了，料必总是由小向大的四果圣人无疑，可是，有时他的表现，又不像出世声闻圣人，而近于合光同尘的菩萨，行的是菩萨法，虽然我们不能明悉他的来历因缘，但就佛经见解，不计小乘，大乘，罗汉，菩萨，凡是断惑证真的，皆名之曰圣僧，今后他的正当称呼，应该称为妙善圣僧才是。三、活佛自从行道以来，国内国外信仰他的人固然很多，而诽谤他的人也不少，我以为不管是毁是誉，与他本人是丝毫无关的，圣人行教化，是不计利害不计毁誉的，至于他平日的行事，其中确有许多是值得我辈出家比丘效学的，然而也有些是不可学不能学学不到的，他那些奇异行为动作，也只有他一个人行之无碍，别人要学他，那就会上当的，这一点，大家必须要认清楚。

中华民国四十七年七月七日于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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